新中国第一位辞职的上将：55年授予上将军衔，3年后主动辞职

1976年9月9日清晨，北京友谊医院病房里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值班护士推门时，只见年近八旬的朱良才突然晕倒在地。短短几分钟之前，他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喃喃一句“主席走了”，便失去知觉。许多人是从这场意外里，才重新想起这位“军之良才”曾经的身影。

医院里议论声不断：“他不是早就退下来了吗？”“当年怎么就想通了，主动辞职？”追问源头，总绕不开一个年份——1958年。那一年，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请辞的上将，也由此留下军史上的特殊注脚。

把时间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00年8月，湖南汝城的稻田正灌水插秧，一个男婴在农家土屋里呱呱坠地。家人取名朱良才，盼他“良田万顷，才学自成”。读书，是他少年最大的幸运。私塾三年，中学四年，他握笔写字，也练得一手篆刻。乡亲们都说，朱家小子以后肯定是个先生。

1925年春，汝城县城第一次开农民讲习所，二十五岁的朱良才站在台下，听到“耕者有其田”这句话，心头仿佛被火炙一下。几个月后，他辞去小学教员职务，投身农运。再过两年，白色恐怖笼罩南粤，他随朱德、陈毅突围，走上井冈山。后来回忆那一刻，他只说了一句：“读书教我睁眼看路，革命教我迈脚上路。”

黄洋界炮火最是惊险。1928年8月30日清晨，云雾还未散尽，他手下不到百人，却要挡住国民党两个团。山路窄、悬崖深，他索性拆松木作“炮”，点燃松脂制造声响，敌军误判红军火力。滚石、擂木、急射……三小时后，对方溃退。毛泽东闻讯后在《西江月》中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一句，并对身边警卫感叹：“朱良才，不负其名。”

长征路上，朱良才已是红34师政治部主任。湘江一役，他左肩贯通伤，血渗透棉衣。卫生员劝他后撤，他摇头道：“再挪一步，后队就没人指挥了。”最终他被强行抬下火线，此后红34师全军覆没。多年后宋任穷提到那件事，仍感慨：“要是朱良才在，或许还能保住这支队伍。”

1936年冬，西路军远征失败。祁连山皑皑雪原，他身无长物，边行军边讨饭，36天后抵达延安。人瘦得脱形，却把沿途看到的一切写进笔记——哪支部队折损、哪条河能渡、哪里适合设粮站。延安整编时，这些纸页派上了大用场。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就是他率宣传队深入乡村、山头反复讲述才广为流传。他常把宣传骨干叫到屋里：“战士不怕死，咱们就得让后方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怕死，这就是政治工作。”在他培养下，邓拓、胡绩伟等人成为《晋察冀日报》的中坚力量。

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他与叶剑英在石家庄创办华北军政大学。课程安排紧凑，文化课、军事课一律穿插。“部队缺少的是既能打仗又能治国的人。”这是他对教员们的唯一要求。毕业学员后来遍布新中国各省军区、行署，为1950年代的基层政权奠定骨干。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授衔典礼上，朱良才佩戴一颗金星，成为人民解放军上将。宣读任命时，他被安排出任北京军区第一任政委。此时他已55岁，三处旧伤逢阴雨便疼，尤其是头痛，像一把钝刀在颅骨里慢慢旋转。

三年后，头痛愈演愈烈。值班参谋上午送文件，常见政委抬手按额，额角青筋绷直。军区正忙着调整战备，他堪忧自己耽误进度。一天夜里，医务处医生直言：“如果再不休整，恐有危险。”他沉默许久，轻声说：“我不拖大家。”

1958年11月，他写下一封不足三百字的请辞报告递交中央：“病重，难任重责，愿退一步，免误大局。”周恩来关切地劝他先休养再说。他却用湖南口音笑道：“周总理，我是正职，占着位子不做事，心里过不去。”最终，中央批准他的辞职，并刊发通报，肯定其大局观。

卸任后的朱良才，一头扎进文件堆。童声读物、战史丛书、干部教材，他都乐意执笔。《朱德的扁担》原先不过千字随笔，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看中后，教育部建议收入课本。他点头答应，却附带两条：不署名、不收稿费。编辑疑惑，他一笑：“写的是朱德，不是朱良才。”

生活上，他也少见地保持旧时简朴。家里木沙发换过三次面料，最后一次实在补不动，工作人员另购一套，他看两眼便吩咐退货：“能坐就行，别浪费。”孙子朱十弟入伍，他要求按普通新兵训练。连长私下打招呼想照顾，回答只有一句：“照章办事。”

1989年2月22日凌晨，朱良才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按照遗愿，骨灰撒向井冈山。当天，山间薄雾未散，松涛翻涌。故旧徐海东抬头望天，喃喃道：“又一棵好松归山了。”

翻检朱良才留下的档案，三分之一是战史资料，三分之一是政治工作札记，余下的尽是书目笔记和讲稿。他用半生写枪声，亦用半生写人心。离开领导岗位的决定，表面是退，却让后来者明白了位置与担当的分寸。对他而言，军功、官职、名利都算不得什么；能做到“该上时不退，该退时不恋”，才对得起“良才”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