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人与日本夫人的子女：长子断绝关系，次子自杀，女儿死于地震

一九〇六年春末，东京驹场的树影刚泛出嫩绿，年方十八的周建人夹着课本，挤在留学生里等待听课。彼时的他哪里会料到，十几年后，他的婚姻与子女命运，会与眼前这个异国少女紧紧纠缠。少女名叫羽太芳子，是附近女校的学生，她的姐姐羽太信子正与周建人的二哥周作人交往。一连串看似偶然的相遇，为周家此后数十年的家事埋下导火索。

留学归国后，周氏三兄弟暂栖北京八道湾。鲁迅出面置办下的这处宅院，在当年知识界小有名气。兄弟们原想相互扶持，然而生活远比书斋里的论辩复杂得多。羽太信子性格泼辣，精于操持开支，她掌管了整个院落的钥匙，也牢牢控制了厨房与账簿。周建人温吞恬淡，面对这位日本嫂嫂的精明，总是退让三分。

一九一二年，随着羽太芳子踏进八道湾，一场“家内外交”正式登场。婚礼没有中式礼乐，也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在后院摆了两张方桌，端上清酒佐点心。亲友稀稀疏疏，倒是羽太信子笑得最为灿烂。人们私下说，她终于把妹妹安置在身边，可以一荣俱荣。周建人却满心欢喜，想着从此有人相伴读书赏梅。

现实却很快给了他冷水。芳子凡事问姐姐，连柴米油盐的支出都要请示。鲁迅已在北京大学任教，微薄薪俸还得贴补这个大家庭。周建人学历不高，谋职屡屡碰壁，只能靠翻译零活糊口。空荡的钱袋与日趋紧张的家风让他愈发沉默，常常夜深伏案，咯咯的咳嗽声穿过廊柱，惊起窗外栖鸟。

一九二一年，他终于得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之职，月薪八十元。八十元在江南不过勉强度日，但他仍硬挤出五十元寄往八道湾。信子与芳子喜笑颜开，却不许芳子随夫南下。周建人也曾软语相邀，甚至在信中写道“病中多咳，望君来沪同栖”，却始终收不到一句温暖的回信。

疏离终究化作裂痕。一九二五年秋，他在上海病榻上签下离婚协议，算是为这段摇摇欲坠的婚姻画上句点。旋即，与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蕴如共结连理。街坊议论纷纷，称他“另起炉灶”。在外人看来，他已摆脱枷锁，实情是他仍定时将稿费的一半托人带往八道湾，只为那几个孩童不至于受冻。

长子周丰二渐渐长成青年，性子激烈，早被婶母信子的言语填满怨恨。三〇年代北平空气紧张，日军步步逼近，民族情绪与家宅恩怨在他心里发酵。鲁迅逝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无人敢在他灵前提起八道湾。那年冬天，周母鲁瑞八十大寿，老人盼着小儿子回家。周建人带妻北上，路经天津时王蕴如忽染风寒，只得留宿客店，他只身进了旧宅。

灯下，他尚未来得及奉茶祝寿，耳边已响起一声闷喝：“哥，你回来做什么？”话音未落，寒光乍现。周丰二蓦地提刀扑来，若非亲友合力拦住，局面难收。事后方知，这场寿宴是信子一力操办，目的在逼周建人“就范”，继续供养八道湾。刀光划出的裂口，再也缝不拢。回到上海后，他停了汇款，只保留寄给小女儿马理的生活费。

突如其来的断粮，让羽太姐妹恼怒却无可奈何。北平已沦陷，周作人因与日伪合流引发哗然；丰二投身军警系统，家中气氛更趋诡谲。二十岁的周丰三在旁观中日渐沉郁。有人说他厌恶父辈间的纷争，也有人说他在学校遭同窗指斥“汉奸侄子”。一九四一年夏天，他留下一封潦草便条，饮弹而亡。便条上只有一句“对不住”，原因成谜。

噩耗传到重庆，正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周建人怔立良久。那一年，他已因病切除一肺，讲课间歇还要暂歇吸氧。外界好奇他会否北返奔丧，他却只是托人转去一笔丧葬费。熟识者皆叹其心如刀割，却不敢多言。

抗战结束后，国共冲突加剧。周建人应周恩来之邀，赴香港组织文化座谈，宣传民主与科学。一九四九年建国，他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人前是仕途通达的革命文化人，人后仍是寄望重修旧好的一介父亲。可八道湾早已人去楼空。信子与丰二随溃败人马南逃，芳子几经辗转回到东京郊外，音讯稀落。

唯一与父亲保持书信往来的，是性情温婉的女儿马理。她在战后被周作人接去日本求学，偶尔来信谈读书，字里行间带着淡淡乡愁。周建人每月从工资里匀出三十元，折合日元寄给她。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她在唐山探亲时遭遇那场突如其来的里氏七点八级地震，最终没有逃出废墟。消息传到杭州，年逾耄耋的周建人默默阖上书本，整晚未再开灯。

外人常疑惑，为何一个最先倡导“优生学”的学者，在家事上竟走到如此困顿的结局。原因不只在个人性格，也与时代的飘摇、家族旧制、跨国婚姻的文化裂隙交错叠加。晚清留学潮本承载“改造中国”的理想，却也让许多年轻人背负起横亘国界的情感赌注；一旦国家局势翻覆，家庭便首当其冲。

有学者梳理周家的曲折，认为“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各占一半。周建人若在二十岁前能深谙中日文化差异，或许会婉拒这门亲事；若北平未遭沦陷，丰二、丰三也许不至极端。假设再多，也扭不回历史的车轮。二〇〇一年，周建人辞世已逾十七年，八道湾旧址早成胡同民居，仅院门楣上的斑驳刻痕，还在隐约诉说那段家门恩怨。

在浩瀚民国史里，周建人总被标签为“鲁迅胞弟”“植物学家”“科普功臣”。然而他的另一重身份——一个夹在兄长、妻室、子女之间的孤独丈夫与父亲——更显人情冷暖。家国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可家道已倾，他唯有把余生交给科学与教育，试图在公共领域续写价值。

昔日的竹林、石阶、落叶、犬吠，皆成旧梦。那支未及他手中的军刀、那封字迹模糊的诀别书、那场撕裂唐山的巨震，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沉浮。一段跨国婚姻引出的恩怨，最终让长子与父反目、次子孤决人生、女儿客死他乡。周建人晚年极少谈及往事，惟有在翻阅旧信时，会轻声咳嗽，眼神游移——像在自问，也像在倾听逝者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