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毛主席接见恩师李漱清，因何李漱清坦言：见到您，我有点害怕

1952年9月25日拂晓，津浦线上那趟慢车一路北驶，一位头戴呢帽的老人攥着车窗边的扶手，神情既兴奋又忐忑——他叫李漱清，湘潭韶山人，78岁，此行目的地是北京中南海。消息传到同行旅客耳中，车厢里顿时安静：这位老人马上要见到自己的学生，而那位学生已经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

抵京当晚，中央办公厅的车辆把李漱清和几位湘乡老友接进府右街。他们原以为还要经过一道道繁琐手续，没想到毛主席早早站在屋檐下迎候。年轻的卫士说，主席下午就嘱咐“老师来了，要让他先休息，晚上一起唠嗑”。热水壶已经烧开，院子里却满是桂花香，一切都像久别重逢的家宴。

然而气氛并未像毛主席预想那样自然。落座片刻，李漱清抿了几口茶，不敢开口。主席主动问：“旅途累不累？”老人缓缓起身，竟低声道：“见到您，我有点害怕。”一句话把屋里的人都逗住了。毛主席呵呵一笑：“怕什么嘛！老师是长辈，学生在。”话虽轻松，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当年的师生情，到底怎样结下？

时间线倒回到1907年。韶山冲被连绵山岭包围，祖辈耕织，日子按节令流转。33岁的李漱清结束在湘潭法政专门学校的求学，回乡办起“西学堂”，黑板、圆规、英文读本一齐搬进了祠堂。乡邻们看不惯，骂他败坏祖宗礼法，他却坚持把算术、博物带进课堂。正是这股子倔劲，让一个十四岁的放牛少年闻名而来——毛润之。

润之此时已在私塾挨了五年板凳，写得一手好古文，却对八股十分厌倦。更要命的是，他的父亲老毛只认银子和田土，孩子能记账就行，读书是“不务正业”。少年听说李先生家书多、见识宽，便冒雨前去请教。李漱清见他一双眼睛亮得吓人，问什么都刨根问底，心里暗自惊叹：这孩子若有机遇，日后必成大器。于是当场允诺：“想读书，来我家取就是。”

书借到了，却没时间读。白天下田，晚上帮着记账，油灯刚点亮，人就困得睁不开眼。润之忍不住深夜去敲李先生家的柴门，倾诉苦闷。老师只能递上一盏热茶，劝他“知难而进”。办法终究得自己想。于是每晚收工后，小伙子把破棉被钉在窗框上挡光，在米糠桐油灯下翻页；父亲起夜，他便猫进阁楼忍蚊虫叮咬。几个月后，这桩“地下读书案”被父亲逮个正着，屋里散落一地带着“李漱清藏书”字样的册子。

老毛怒气冲冲找上门，质问李漱清“好好的娃咋教成这般”。李先生赔笑解释，末了却只说一句：“只要读完书，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那晚他又提笔写下八个字送给学生：“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短短一行，成了润之日后立身行事的座右铭。

孩提时代的羁绊在战火里发芽。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养病，顺手把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点进乡村夜空。李漱清已过五旬，却带着大儿子李耿侯在夜校里架灯当老师，小儿子李介侯则被派往广州协助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从此，这一家与革命绑在一起。秋收起义后，李耿侯随队上了井冈山；不久，李贡侯、李根厚也端起了枪。三人最终倒在通往新中国的道路上，被地方政府追认为烈士。得知噩耗，李漱清写信问毛主席子侄近况，只收到一句沉重的回复：“宁冈一别，或已牺牲，消息可靠。”

辛酸之外，也有温情。解放后，李介侯被调至对外贸易部机械进出口公司当工程师，英语底子好，和外商谈判无需翻译。一次夫人患病需大额医治，毛主席派叶子龙送去亲笔信与两百万旧币，“这是我的稿费，用去，莫挂心。”往事流传至今，依旧动人。

重回1952年的会客厅。聊到李家三代追随革命的往事，李漱清眼眶微红，手臂却轻轻挥着，像是怕旧事搅乱此刻团聚。毛主席转而邀请大家次日登上天安门观礼国庆。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红旗猎猎，鸣礼炮，放鸽群；李漱清扶栏远眺，不住感慨：“这盛景，当年想都不敢想。”

旅行未尽，老人忽起念头：“欲试航空。”他写张小纸条托秘书递给主席。毛主席看罢，一笑拍案：“老师想坐飞机，这可得安排！”几日后，国产运五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带着老人绕城一周。亭台楼阁在云影间闪过，李漱清兴奋得像个孩子，连声道好。

返湘前夜，毛主席在紫光阁设最后一席。席间并无繁文缛节，只是家常菜，家常话。告别时，主席把一件灰呢大衣披在老师肩头：“北风凉，回去多加衣。”老人攥紧大衣袖口，眼里有泪光，却什么也没说。

五年后，1957年冬，韶山山风冷冽，李漱清病逝。遗言很短：“请告诉润之，好好保重身子，天下事多。”讣告传到北京，毛主席良久无语，吩咐湖南省委“务必善待先生家眷”。文件上批字只有四个：理当如此。

“见了中国最大的官，我心里就慌。”一句真话，道出了师道敬畏，也映照了师生情谊的质朴。历史不会忘记李漱清那盏桐油灯，更不会忘记老人对知识与进步的执着。透过1952年那场温热的重逢，人们依稀看见上世纪初湘潭山乡微弱的灯光下，一位少年翻书至深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