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丁可则请求辞去中央委员，胡耀邦：那让他当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3月12日下午三点，北京还残留着料峭春寒。人民大会堂一间不算大的会议室里，中央组织部主持的“干部队伍建设座谈”正进行到最热烈的时刻。有人提出：“要加快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几位省里来的领导点头如捣蒜，一位身材精瘦、说话带着苏南口音的同志却沉默地坐在角落，他就是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丁可则。没人注意到，此刻他正悄悄在笔记本上写下八个字：身不由己，如履薄冰。

要理解这八个字，需要把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1932年，丁可则出生在江苏邗江一个贫苦人家，地里收成好坏直接决定一家人能否吃上白米饭。1953年，他进了刚投产不久的无锡机床厂，学徒的日子苦得要命，可他认准一个理——“机器转，才有饭吃”。三年不到，小伙子就从学徒变成车间骨干。1959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公布，丁可则的名字排在江苏最前面，他第一次进京，第一次见到人民大会堂的穹顶，回到宿舍还和工友开玩笑：“灯太亮，看久了眼晕！”

荣誉刚落肩头，风浪就来了。1966年那场运动把无锡机床厂折腾得机器停摆，连日常点检表都没人敢填。1968年7月，南京军区派工作组进驻工厂，市里一位领导对丁可则说：“你是劳模，出身也好，工人信得过——去做革委会副主任，先把生产拉起来。”第三天，车间汽笛重新响起，尘封的车床开动，机油味伴着铁屑声充填厂房。那年11月，他被推举为“九大”代表。

丁可则后来回忆这段意外的“高升”时，只说了句：“我是被形势推上去的。”事实上，持续的政治漩涡让很多老干部被打倒，工厂需要一个“无可争议”的工人代表，他恰恰符合所有硬指标。1970年春，他成了厂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第一件事不是贴大字报，而是把被迫下放的几位老工程师请回生产调度室。有人提醒他这样做“风险大”，他只笑了笑：“机器不懂政治，技术行不行它一转就知道。”

1972年，丁可则进入无锡市革委会；一年后，他以“工人出身的基层代表”参加党的十大，并当选中央委员。晚上回到驻地，他拎着洗脸盆在走廊里碰见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半开玩笑地问：“许司令，当中央委员咋个当法？”许世友嘿嘿一笑：“老丁，你就还是好好干活，一年到北京开几次会，听中央话、办正经事。”这段对话后来成了同僚口中的佳话，也让丁可则更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并不能掩盖自身学识和阅历的短板。

1977年，十一大召开，他不仅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还进入了大会主席团。站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心中却陡然生出一种异样的沉重：自己不过是个高小文化、车床出身的老工人，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更多懂经济懂科技的行家里手。回到无锡后，他把这份“重担”告诉了妻子。妻子劝他：“组织选你自有道理。”他却低声回应：“位置是人抬上去的，早晚要下来。”

1979年初，他调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分管工业。那是全省酝酿改革、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新项目、新概念、新制度蜂拥而来，外语标书、会计新准则堆满办公桌。每晚加班到凌晨，丁可则还是愈发觉得力不从心。一次在苏州召开外贸座谈，外方代表连续抛出专业术语，他愣是听得直冒汗。散会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不懂不学是失职，学不会是耽误大事。”从那夜起，他辞职的念头逐渐成形。

1980年5月28日，他把一封两千多字的请求交给了省委组织部，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副省长级别的领导职务，理由写得直接——“个人文化水平有限，难以胜任此时此地新任务”。信通过组织程序层层上报，最后摆在了时任中央领导胡耀邦的桌上。胡耀邦阅后，在纸上批示：“同意丁可则同志的请求；另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发挥工人代表的作用。”笔迹遒劲有力，不到十个字便给了这位老劳模体面的台阶。

几天后，组织部门打电话通知他进京谈话。面对接待干部的关切，丁可则憨厚一笑：“我就想干自己能干好的事。”对方见他意志坚定，也不再劝。于是，这位两届中央委员顺势转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回到江苏省总工会任副主席。有人替他惋惜，他却说：“政协委员也是为国家出力，平台合适就行嘛。”

在省总工会的十多年里，他跑过上百家厂矿企业，为工人劳保、技能培训四处奔波，招牌“劳模工作法”让不少濒临倒闭的乡镇小厂起死回生。1992年，丁可则正式退休，住进南京一处普通家属楼，每天清晨遛弯，碰见邻居就热情打招呼。孩子们劝他搬进条件更好的市区公寓，他摆手拒绝：“习惯这边烟火气，别瞎折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老人戴着乌黑宽檐草帽坐在电视机前，从鲜红灯笼看到焰火升空，悄悄擦了把眼泪：“咱们国家真行。”谁也没想到，当年那个意外被“选中”的车床工人，也成了共和国风风雨雨的见证者。2017年1月29日，丁可则在南京病逝，享年85岁。家属按照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连墓碑都未曾保留浮华字句。

丁可则的公众角色常与“劳模”或“中央委员”相连，可熟悉他的人更记得那句口头禅——“要是干不好，就让能干的人来。”在物质短缺年代，他率先提出“无工不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车间生产；在政治风口浪尖，他用常识和良知护住了一批技术骨干；而当改革需要更专业的管理人才时，他果断退位，让位于“能干的人”。这是工匠的本分，也是共产党人“把个人得失摆在一边”的庄重选择。今天提起他，人们想起的或许不是那些闪亮头衔，而是一副始终干净的工作服和一句平实的话：职务易逝，担当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