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世界经济论坛代表：中国与世界的建设性对话空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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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在全球格局加速演进、多重挑战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备受瞩目的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1月19日拉开帷幕。本届年会主题为“对话的精神”，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通过建设性交流重建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年会期间，世界经济论坛活动内容总监谢赫·坦杰布·伊斯兰(Sheikh Tanjeb Islam)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强调，面对自二战以来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与颠覆性技术的指数级变革，开展实质性对话“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本届年会的关键议题包括：如何在竞争加剧的世界中开展合作、如何释放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更好地投资于人、如何推动创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以及如何在地球范围内实现繁荣。该机构认为，世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协作机制，以应对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关键挑战。

他指出，这些议题深刻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的现实痛点，从地缘紧张与联盟变迁，到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机遇与就业重塑，再到气候与自然危机，任何单一问题都无法孤立解决。“必须跨部门、跨国界协调行动，”他强调，“这五大挑战的高度互联性，要求我们寻求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在谈到对中国代表团的期待时，谢赫表示，期待中国代表在增长、创新与合作等相关议题中展开实质性参与。他特别指出，在地缘经济碎片化被视为全球顶级风险之一的当下，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年会将继续为这种关键对话提供独特的空间，共同探索应对全球挑战的可行路径。

本届年会将持续至23日，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名不同领域的代表将围绕如何加强合作、释放新增长动力、投资于人等议题展开讨论。

《21世纪》：2026年年会主题为 “对话的精神”（A Spirit of Dialogue），强调在分化和不确定性增强的全球环境中，通过开放对话促进理解与合作。请谈谈选择这个主题的背景与考量。

谢赫：“对话的精神”的主题反映了在全球合作面临重大压力的当下，迫切需要开展开放、建设性的交流。我们正处于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时期，其特征包括日益加剧的分裂、对规范的争夺、联盟关系的紧张，以及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信任的侵蚀。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正在以指数级速度重塑经济。这些力量既带来巨大机遇，也伴随着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独自应对的责任。

这一主题延续了五十多年来被称为“达沃斯精神”的传统——即世界经济论坛自创立以来始终秉持的开放与合作态度。

正如我们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近期多次强调，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话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通过汇聚来自不同行业、地区和代际、甚至观点可能相左的声音，我们希望重建信任、拓宽视野，并从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21世纪》：据官方公布的议程，论坛将围绕五大挑战展开讨论。你认为这些议题在2026年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下具有哪些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谢赫：本届年会围绕五个相互关联的重大挑战展开：

如何在充满争议的世界中实现合作？ 长期以来关于安全、主权和全球一体化的假设正受到考验。领导人们面临联盟变迁和规范争夺的时代，需要探索新的合作机制，无论是区域伙伴关系、多元安排，还是重振多边主义。

如何释放新的增长源泉？全球经济仍面临复苏不均、高债务水平以及多地持续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清洁技术领域的创新蕴藏巨大增长潜力，但前提是将这些机会更广泛地惠及新兴市场，并让生产率红利得到公平分享。

如何更好地投资于人？《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到2030年约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将发生变化，39%的现有技能可能过时。重技能培训、技能提升和劳动力准备工作至关重要，以确保技术变革惠及劳动者而非造成大规模失业。

如何负责任地大规模部署创新？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能源系统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负责任的部署意味着要正视伦理问题、建立治理框架，并确保创新推动有韧性、公平的进步。当然，我们也看到社会对这些技术充满热情，保持其作为增长引擎的地位同样重要。

如何在地球边界内构建繁荣？自然丧失已影响地球75%的陆地，带来生态与经济双重风险。向自然正向的商业模式转型每年可能释放数万亿美元价值，但这需要政府与企业持续合作，坚定推进循环经济和再生型发展。

这五大挑战高度互联，实践意义非常明确：单独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都远远不够，必须跨部门、跨国界协调行动。

《21世纪》：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年会预计将有哪些亮点？在嘉宾结构上有哪些变化？

谢赫：今年的年会是我们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届。我们将迎来近3000名来自130多个国家的与会者，政府代表人数创历史新高，共约400位政府高层领导人，包括近6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所有主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已确认的出席者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率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美国代表团）、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德国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高级别代表团参加。

在商界方面，近850位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参会，同时有近100家领先独角兽企业和科技先锋企业。科技领域今年表现尤为突出，英伟达的黄仁勋、微软的萨蒂亚·纳德拉、谷歌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迪等重量级人物均将出席，凸显人工智能与数字转型已成为经济和地缘政治讨论的核心议题。

《21世纪》：多年来，达沃斯年会为何能够持续地吸引各国元首、跨国公司高层、科技领袖及文化名流？在科技进展飞速的今天，要保持这样的吸引力是否也面临挑战？

谢赫：年会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在于，它作为一个中立平台，让来自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领导者跨越国界与部门进行交流。五十多年来，达沃斯提供了一个可信赖的空间，用于坦诚对话、建立关系、共同解决问题，这种独特价值难以在其他地方复制。

参与者的广度和多样性是核心价值所在。决策者不仅能与同行交流，还能接触到平时难以遇见的群体——科技先锋、社会企业家、青年领袖、文化人物等。这种思想的交叉碰撞常常催生新的洞见与合作。

在技术飞速变革的时代，保持相关性确实带来新挑战。某些话题可能一年内就从前沿变为过时。我们通过持续更新议程（涵盖人工智能治理、地缘经济碎片化等新兴议题），并确保塑造这些议题的关键声音与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共同出现在达沃斯，来应对这一挑战。

《21世纪》：外界有时将达沃斯论坛标签化为“富豪与精英的聚会”“清谈俱乐部”，甚至质疑其与全球实际政策效果的联系。对此，你如何回应？年会能否缔造出一些超越社交的实质成果？

谢赫：我们认真对待这类批评，并认为值得给出深思熟虑的回应。的确，年会汇聚了商界和政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同时也有大量来自变革推动者、公民社会、媒体的参与者。

论坛的使命始终是促进而非指令。我们提供平台，让各方利益相关者互动、重建信任，并在共同挑战上进行协调。成果是可见的：2000年在达沃斯发起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已帮助超过7.6亿儿童接种疫苗，挽救1300多万生命；2017年在此成立的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希腊和土耳其1988年签署的“达沃斯宣言”、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的相关对话等历史性突破，也都曾在达沃斯生根发芽。

我们也重视更广泛的参与。第23届开放论坛为本地社区和全球观众提供公开讨论，超过200场会议实现直播，任何有网络的人均可观看。

归根结底，达沃斯价值不仅在于讨论，更在于由此催生的行动——那些延续到会期之外的伙伴关系、联盟和政策转变。

《21世纪》：请简要介绍中国与会嘉宾的情况，包括官方与工商界代表的主要阵容。论坛如何评价中国在全球对话中的角色？你对中国企业领袖或政策制定者在年会中的发言与互动有哪些期待？

谢赫：今年中国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显示了中国对论坛的持续参与以及对全球经济对话的重视。

论坛认为中国的参与至关重要。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以及贸易、投资、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的视角和贡献对于应对议程上的相互关联挑战不可或缺。从供应链韧性、技术治理，到气候行动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声音能够使讨论更加丰富。

我们期待中国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创新、合作等议题的各场会议中实质性参与。在地缘经济碎片化被列为全球顶级风险之一的当下，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建设性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年会为此提供了独特的交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