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聪：从众议院选举看中日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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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瑞聪（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宣布解散众议院，启动提前总选举。这场选举不仅关乎自民党政权基础的稳固，也集中折射出日本在安全保障观与对外政策上的根本抉择。国内方面，物价上涨、社会保障压力与防卫费持续上升相互叠加；国际层面，“台湾有事”、集体自卫权行使以及防卫能力强化等议题，成为选民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量。

近年来，日本政府强调“以力量实现和平”，意在通过威慑防止冲突。然而，这一安全观若难以与中方形成基本认知共享，客观上可能加剧相互不信，使对立结构进一步尖锐化。此次众议院选举，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成为观察日本安全保障观走向及中日关系前景的重要窗口。

首相官邸记者会视频截图。

高市突然宣布解散众议院被普遍视为一场“政治豪赌”。她选择在经济压力与防卫开支争议尚未消化之际进入选战，有意将选举塑造成围绕个人领导力与安全战略路线的“准全民公投”。若胜选，可进一步强化首相主导体制；若失利，则可能削弱执政联盟并引发党内反弹。更重要的是，此次解散事先并未与自民党高层沟通，未充分遵循党内共识程序，显示出高度个人化的政治决断，也同步放大了政治风险。

从政党格局看，自民党整体支持率仍居领先，但低于高市内阁个人支持率，反映出选民中“支持首相、未必完全支持自民党”的分化心理。日本维新会在行政效率与体制改革议题上与自民党存在交集，但在选区与政策定位上保持距离，两党在60多个选区直接竞争，呈现出有限协作下的策略性竞争关系。

在野阵营方面，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联合成立“中道改革联合”，试图跳出意识形态对抗，将政治竞争轴心转向治理能力、社会分配与民生议题。新党提出以“生活者优先”为核心，强调减轻生活负担、推进社会保障改革、扩大教育与多元共生投资，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采取现实主义立场：坚持专守防卫与日美同盟框架，同时承认在“存立危机事态”下行使自卫权的合宪性，并尝试在对华政策上兼顾安全关切与战略互惠。

这一立场意味着立宪民主党在安全保障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其能否在党内及支持者中形成稳定共识，仍有待观察。民调显示，“中道改革联合”短期内难以对高市政权构成有效制衡，但其存在为未来日本政治重组提供了一个制度与理念相对成熟的中道选项。

安全保障议题将是本次选举的核心。高市在2025年11月国会答辩中明确指出，若中国对台湾动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这一表态突破了历届政府对台问题的战略模糊，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直接挂钩。中方随即提出交涉，并发布赴日旅行与留学风险提醒，中日关系明显降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部摩擦加剧，日本国内对现行安全保障路线的支持度并未明显下滑。多项调查显示，赞成在“台湾有事”情境下介入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比例高于外界预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安全政策的容忍度正在上升。然而，集体自卫权并非抽象的威慑工具，而意味着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现实可能性。由此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冲击、外交后果及社会动荡，是否已被日本民众充分理解，仍存疑问。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政策在规模与能力两方面同步扩张，预算已增至约9万亿日元，逐步具备国际意义上的“军事大国”能力。尽管日本政府强调这一转向仅用于防卫与威慑，但在国际政治中，力量评估更取决于能力本身。从中国及周边国家视角看，日本更易被理解为与日美同盟高度一体化、防卫能力迅速增强的军事国家，而非宪法第九条所象征的和平主义国家。这一认知落差，正持续侵蚀中日互信基础。

从历史结构看，这种变化在逻辑上与战前日本以“生命线”“自存自卫”为名推进军备扩张的路径存在某种相似性。当然，今日日本在文民统制、政治制度、同盟约束与社会厌战意识等方面，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关键问题在于：日本是否正接近一个难以回头的战略入口？威慑目标何时被视为“达成”？自卫能力的加强是否存在清晰终点？这些问题仍缺乏明确答案。

更现实的是，在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攀升的背景下，防卫开支增加不可避免地挤压民生空间。本次选举，正是在安全保障需求与生活稳定之间展开的权衡。选民的选择，既反映对外部安全环境的判断，也体现日本社会对“安全”与“生活”何者更为紧迫的价值排序。

总体而言，这场众议院选举不仅是一场政权选择，更是一面映照日本社会安全保障观走向的镜子。它凸显出日本社会在和平倾向与威慑逻辑之间的根本抉择。中日关系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外交层面的互动，更取决于日本社会是否能够以史为鉴、直面现实，并承担自身选择所带来的长期后果。此次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日本对华政策及地区战略格局，其后续发展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