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重塑世界的“五观”

“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这句诘问，时至今日锋芒依然锐利。它不仅质疑旧习，更直刺那种将一时流行当作永恒真理的蒙昧，把一时显赫当作万世至尊的傲慢。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实力强权，扯起“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真理”大旗，将资本贪婪扩张包装为“经济规律”，把极端个人主义美化成“个性解放”，把弱肉强食、拉帮结派奉为“国际规则”，似乎历史“从来如此”。

终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思潮的风向标悄然转向。正如基辛格所言，21世纪中国崛起是“重新回归历史周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古老文明获得了新生，曾经被西方霸权扭曲的东西方不平等关系，现在被重新扭转。

中国用自身发展奇迹铺就的康庄大道。

以资本利益、个人自由为至高原则的西方叙事日渐瓦解，源于东方传统、呼应时代脉搏的思潮磅礴兴起。它以“人民”为根基，以“责任”为担当，崇尚“集体”的合力，追求“和谐”的智慧，笃信“合作”的力量——这不仅是人类思想世界的新潮，更是解答人类难题的答案，是中国用自身发展奇迹亲手铺就的道路。

一、发展观：以资本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

据多份调查显示，80%以上的中国人欢迎AI普及，而美国只有10%，在各国中最低。与此同时，美国93%企业和80%投资者欢迎AI。作为AI技术的发明国，美国公众为何如此排斥AI，为何与资本的态度天差地别？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中，资本推动科技进步的目的是利润，其结果不是造福人，而是取代人。在这一体系下，衡量人的价值尺度是冰冷且单一的：能否以及能为资本贡献多少剩余价值。一旦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下滑，将成为体系的“负资产”。

现代化离不开资本，但资本究竟是人的工具，还是反过来成了人的主宰？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资本至上”的逻辑主导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围绕资本回报与利润最大化展开，人的生存与尊严被无情地剥夺。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通人的困顿、无力、失望、麻木，根源都在于此。

美国费城肯辛顿街区，人行道上随处可见吸毒过量而昏迷的人。

美国洛杉矶贫民窟的无家可归者营地，帐篷和随身物品堆满人行道。

2026年1月，明尼苏达州一名美国女子被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枪杀，引发全国抗议浪潮。

在中国，衡量发展的根本尺度从来都不是资本收益和股指涨跌，而是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学，老人能不能安度晚年，普通人能不能看得起病，每个家庭对生活有没有盼头。金融危机后，当西方忙于用纳税人的钱给大银行“输血”，中国“四万亿”投向高铁、电网、通信，让更广阔地域的人民能公平享受现代化成果。世纪大疫后，西方选择“大水漫灌”式撒钱，埋下通胀隐患，中国则着眼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来固本培元。

可以说，在中国，资本受到有效的利用和监管，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科技革命、造福于人的积极力量。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

二、治理观：霸权统治？全球治理！

西方将达尔文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用丛林法则拉低人类道德水准。在这种逻辑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世界必须由霸权统治，挑战霸权是战争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舍弃霸权则是治理崩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仿佛离开了霸权，世界就只能是处处“陷阱”，永无宁日。

前不久，美国悍然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赤裸裸上演了一出世纪“大劫案”。有人哀叹，“今天是委内瑞拉，明天可能是任何一国”。暴力可以夺取资源，但无法赢得民心。恐惧或许能维持短期震慑，但绝不能孕育忠诚。当霸权撕下价值理念和国家信誉的假面，一味耀武扬威、肆意掠夺，距离被反噬的一天也不远了。

2026年1月，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夫人抵达华尔街直升机起降场，准备出席联邦法院的庭审。
与西方的霸道逻辑不同，中国自古倡导胸怀天下，争千秋胜负之理、复天下为公之义。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更要有大国的担当。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后，短短时间内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一呼百应”，什么是“得道多助”。

三、价值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站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上看，当然是个体的，并且私人占有神圣不可侵犯。而站在现代生产的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上看，人与人的协作日益加深，人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世界当然是集体的，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蕴含在“人民”之中。

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被“神化”，被包装成一种终结历史的绝对信条。西方拿这种价值观解释一切，也解释中国。为什么中国经济落后？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集体主义，因为中国“没有个人自由”。

西方正在为这种价值观付出惨痛代价。西方社会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排他性、个人自由的绝对性，个人主义一步步滑向极端个人主义，并衍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便深刻暴露了私有制与社会生产系统的严重对抗，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驱使下，贪婪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以至失控。

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大量银行倒闭，惊慌失措的人们排起长队取款。
中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以及数千年来“家国同构”的伦理观与“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塑造了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内核。这并非对个性的泯灭，而是将个人的价值实现，深深嵌入到社会生产、科学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嵌入到家国天下的命运脉络之中。

这种“大我”优先于“小我”的思维范式，为社会凝聚与国家动员提供了强大的文化粘合剂，不仅在近代面对存亡危机时，能够迅速整合起“团结一心”的磅礴力量，更推动了举国体制下中国科技的井喷式发展。

四、安全观：同盟体系?合作共赢!

《论语》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是中国人的交往原则，同而不和则是今天西方同盟的真实处境。二战后，西方秩序观的核心支柱便是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但这种同盟本质上是霸权的对外扩张、对内压迫，反民主、反和平决定了其不可持续。

丹麦是北约创始成员国，而其自治领格陵兰岛却遭到美国不断升级的吞并威胁，所谓联盟的安全承诺正在沦为一纸空文。正如一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所说：“美国想要的不是盟友，而是忠诚的仆从。”

视频：美国主持人：掠夺并不会让美国强大。

真正的持久安全，不在于同盟的以利相交，而在于朋友的君子之义。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并且把“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广在争端冲突的调解中。

在近期的柬泰冲突中，中国开展“穿梭劝和”，在云南推动两国举行关键三方会晤，促成停火。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秉持公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推动双方重回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

五、文明观：文明冲突?文明和谐！

如果有人问，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是文明间的病态，是常态，还是理想状态？稍有理智和道德的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而“文明冲突论”偏偏用这种病态来定义各大文明间的关系，把认知病毒散布到全世界。

将世界划分为相互排他的文明板块，鼓吹不同文明间的对抗，本质上是将文化差异视为战争的许可证，为强权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西方曾为殖民掠夺披上“文明开化”的外衣，曾为入侵伊拉克贴上“民主改造”的标签，今天西方又有人企图将中国塑造为对“雅利安白人文明的威胁”，暴露了自己种族主义的野蛮本质。

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指控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此发动伊拉克战争。

事实上，文明差异不仅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反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就明确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当一些力量还在为“文明冲突”的老剧本添油加醋时，中国正以务实行动深化文明交往：联合乌兹别克斯坦让希瓦古城“光彩再现”，成为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生动见证；推动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与14个亚洲国家开展数十项联合考古合作；成功倡议联合国设立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并主办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

今天，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们不禁会想到尼采那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西方曾经定义的很多价值，日益千疮百孔。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说过，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旧时代正在终结，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人类必将打破更多“从来如此”的思维定式，迎来更多观念革命的思想觉醒，彻底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隧道，走出一条属于所有人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