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4日清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的梧桐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上午九点钟,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幕,数百名与会者陆续步入会场。众人目光焦点,毫无疑问落在那位即将“二次出山”的老将——邓小平身上。
邓小平在这天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等职务,距离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仅隔九个月。现场气氛热烈又谨慎,大多数同志鼓掌时间显得格外长。掌声中,一个带着浓重晋中口音的声音突然响起:“小平同志,希望你汲取过去的教训,可别再犯错误!”说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戴着白毛巾的山西人陈永贵。
这句话掷地有声,会场瞬间变得安静。人们了解陈永贵的直率:他出身农民,大寨“铁杆庄稼汉”,文化程度不高,却因“农业学大寨”运动而坐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此刻,他当众提醒邓小平“多学毛主席著作”,带着几分批评,也包裹着自认为的好心。
邓小平抬起头,面带微笑:“永贵同志,以后还得请你多指教。”语调平和,听似谦逊,却暗藏锋芒。几位老干部对视,心里明白,这场“交锋”不会止于一句寒暄。
会后,邓小平把陈永贵请进办公室。门一关,只剩两人。邓小平先泡了两杯清茶,轻声问道:“永贵同志,毛主席思想的核心是什么?”陈永贵抽了口烟,眉头紧皱,没有马上回答。“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邓小平放缓声音,“这八个字若没弄懂,读再多语录也枉然。”短短一句,既是提醒也是点拨。陈永贵脸色微红,默默放下烟蒂,礼貌告辞。
两人第一次交集,其实要追溯到1964年3月。那年春天,毛泽东在邯郸火车站偶遇省委书记陶鲁笳,被对方口中的“陈永贵”深深吸引。毛泽东批示“把材料送中央”,这份材料随后落到了时任总书记邓小平案头。邓小平在批语里写了三个字:“可嘉也!”从此,大寨火遍大江南北,“穷棒子社”变成了农业战线的样板。
然而命运多舛。1966年以后,陈永贵在政治浪潮中被推到高位;邓小平却因“实事求是”路线两度被打倒。一位“红得发紫”,一位屡遭挫折,立场差异由此埋下伏笔。
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时,曾着手整顿国民经济。他对大寨“顶层指挥种田”的做法心存疑虑,提出“各地情况不同,不必一律学大寨”。此话传到陈永贵耳中,如芒在背。于是,当邓小平1977年重回中枢,陈永贵的那句“别再犯错误”,更像是对此前分歧的积压释放。
矛盾并未就此结束。1980年1月5日,国务院会议讨论如何推进农村经营体制改革。邓小平直言,包产到户、包干到组都是探索,“关键看能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陈永贵却认为这是“拔苗助长”。他提前退场,在休息室堵住邓小平:“你到底支不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语气急躁,声音不小,连门外卫士都听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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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平静答道:“提出问题前,先用共产党员标准检查自己。”一句话点到为止,双方再无更多交谈。陈永贵愤然离开,会议继续进行,政策转向悄然铺开。
同年春天,安徽、四川包产到户试点数据摆到国务院案头:产量明显增长,农民收入也见起色。事实逐步说服了多数怀疑者,不过质疑与非议仍然不断向陈永贵袭来。有人写匿名信,指责他“迷信大寨”“思想僵化”。陈永贵心情跌入谷底,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
出人意料的是,邓小平主动通过秘书转去一句话:“让陈永贵不要怕,历史自有公论,关键还是实事求是。”一句短短的安慰,为陈永贵挡下不少冷箭。外界很难想象,一度争锋相对的两个人,会在关键时刻保留起码的尊重。
9月,陈永贵递交辞呈,卸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只保留人大常委的闲差。他向华国锋告别时轻声自嘲:“这一场梦差不多醒了。”昔日陪同他的白毛巾被放进抽屉,再没系上头。
1982年初春,邓小平在一份调研报告上批道:“大寨经验并非一刀切,更非过时教材,结合各地实际有益无害。”陈永贵闻讯,只说一句:“这就够了。”多年恩怨,到此为止。
翻看这段相互碰撞的轨迹,可以看到两条力量截然不同的曲线:一条来自山村实践,一条立足系统改革;冲突、调和、再冲突,最终止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这条共同底线。没有谁彻底赢,也没有谁彻底输,他们都用各自方式书写了不平凡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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