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匪首郭栓子遗留在贺兰山中的宝藏

1950年11月，盘踞贺兰山二十余年的匪首郭栓子，在宁夏银川南门广场公审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然而他留下的藏宝传说，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让无数的寻宝的人痴迷不已。

郭栓子本名郭永胜，1907年出生于宁夏平罗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在家中排行居长，且幼时手腕常系一根红绳辟邪，便得了“栓子”这个绰号。少年时代的郭栓子，为了谋生曾给当地富户牧羊牧驼，成年后又辗转至贺兰山脚下的矿场，靠背炭换取微薄收入。常年的底层劳作，并未磨砺出他安分守己的品性，反而让他对权势与财富生出极度渴望，认定唯有以强硬手段，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17岁那年，郭栓子投身当地一支地方武装，试图借此出人头地。部队中克扣军饷、待遇恶劣的现实，很快让他心生不满。不久后，他便脱离队伍，联络十余名境遇相似的流民，携几杆旧枪潜入贺兰山三关口一带，正式落草为寇。彼时的贺兰山，既是丝绸之路残存商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周边县镇与牧区的交界之处，往来商队、过路富户，都是土匪眼中的“肥肉”。

郭栓子胆大心狠，且练就一手精准枪法，很快在匪帮中树立起威信。为了震慑周边民众，他惯用一种残酷的立威手段：强令村民头顶石块，自己则站在数十步外举枪射击，石块应声碎裂而人毫发无损。这般“飞靶示警”的操作，让他的凶名迅速传遍平罗、惠农等地，“郭阎王”的称呼也随之不胫而走。

1930年前后，郭栓子迎来势力扩张的关键节点。他凭借过人的狠劲，吞并了另一股以周墩子为首的匪帮，部众规模大幅提升。到了1940年代，其麾下已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团伙，活动范围覆盖贺兰山多处险要关口及周边县镇。当时盘踞宁夏的军阀马鸿逵，曾多次派兵对其进行清剿。但贺兰山山高林密，郭栓子熟悉地形，总能带着部众化整为零，躲过官军的围剿。数次清剿未果后，马鸿逵意识到单纯的军事打击难以奏效，遂转变策略，决定对郭栓子实施招安。

马鸿逵将自己的干女儿许配给郭栓子，同时授予他“平罗县保安队队长”的职务。摇身一变成为官军的郭栓子，就此获得了合法身份，也得以名正言顺地扩充势力。他利用职权，迅速垄断了贺兰山地区的煤炭、铁矿开采权，通过强制征用劳工、压低工钱等方式，对矿工进行残酷盘剥。他还为马鸿逵督办鸦片运输业务，每一趟鸦片商队从贺兰山过境，他都要收取高额“护送费”。据留存的零星史料记载，仅1947年一年，郭栓子从鸦片运输中获得的收入，便超过十万银元。

官匪一体的身份，让郭栓子的敛财之路更加顺畅。贺兰山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即便到了民国时期，仍有不少晋商驼队往来于此，贩运皮毛、布匹等物资。这些商队，成了郭栓子匪帮的重点劫掠目标。1943年秋季，郭栓子率部在苏峪口设伏，截获一支从内蒙古返程的晋商驼队，一次性劫得白银两千余两、优质皮毛数百张。这笔财物的价值，相当于当时平罗县上百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总和。除了劫掠商队，郭栓子还将黑手伸向地方富户与商户。

1945年，他在惠农县推行所谓的“等级纳贡”制度，按照商户的规模与盈利情况，划分不同等级，按月征收银元，最高等级的商户每月需缴纳二百枚银元。对于拒绝或拖延缴纳的商户，他的惯用手段便是纵火烧房。仅1945年一年，郭栓子通过勒索商户所得的银元，就达一万二千枚，外加粮食数百石。

1949年9月，宁夏宣告和平解放，新生的人民政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曙光。面对大势所趋，郭栓子选择表面投诚，其所部被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驻守汝箕沟一带。但他并未真心归顺，而是暗中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将大量武器弹药藏匿于贺兰山的山洞与密林之中，等待反扑的时机。

1950年3月5日，郭栓子以“上山打柴”为借口，带领数十名亲信脱离改编部队，重返贺兰山深处聚众叛乱。他将自己的武装命名为“贺兰黑虎军”，自封“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宁夏军区司令官”，公然与人民政权为敌。

在随后的数月里，郭栓子匪帮频繁袭击解放军驻地、地方政府机关与乡村农会，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累计造成军民一百四十余人死亡，同时抢夺了大量枪支、弹药与粮食等军用物资，给贺兰山周边的治安稳定带来极大威胁。

事实上，在发动叛乱之前，郭栓子已预感到局势不妙，早早开始筹划隐匿多年积累的财富。据1951年被俘的匪徒交代，1950年1月至2月间，郭栓子曾分三次，将自己的财物秘密运往贺兰山深处。

郭栓子的叛乱行径，激起了人民政权的清剿决心。1950年4月，宁夏省军区制定了周密的剿匪方案，采取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的策略，调集八个步兵营、两个骑兵连的兵力，由军区司令员王道邦亲自坐镇前线指挥。

剿匪初期，部队面临着诸多困难。郭栓子熟悉贺兰山的每一处山谷与溶洞，行动神出鬼没；部分群众因长期遭受匪患欺压，对解放军心存畏惧，不敢提供情报。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赢得民心。

民心的向背，成为剿匪战役的转折点。1950年5月，匪首张海禄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率二百余名部众投降，并供出了郭栓子主力的藏匿区域。7月，解放军在小滚钟口设下埋伏，一举歼灭匪众二百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9月，郭栓子隐藏在山中的一处弹药库被捣毁，失去补给的残匪被迫转移至大喜峰沟的溶洞群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50年10月6日凌晨，解放军侦察分队经过一夜急行军，奔袭二十五公里，成功包围了郭栓子藏身的“神仙洞”。战斗打响后，面对洞内负隅顽抗的匪徒，解放军使用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等武器发起猛攻。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洞内残匪被全部歼灭，郭栓子本人与国民党特务吴国昌被活捉。据当时参与抓捕的战士回忆，被俘时的郭栓子，穿着一身破旧的蓝色长袍，头戴毡帽，蜷缩在山洞角落，早已没了往日“郭阎王”的嚣张气焰。

1950年11月，银川南门广场举行了公审大会。郭栓子因罪大恶极，被依法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随着一声枪响，这个盘踞贺兰山二十余年的匪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困扰当地百姓多年的匪患也随之肃清。

郭栓子虽死，但他留下的藏宝传说，却在民间经久不衰。1958年，平罗县几名农民在大水沟附近劳作时，偶然挖出了二十七枚银元。

消息传开后，数百名群众涌入贺兰山寻宝，后来因一场突发的山林火灾，这场寻宝热潮才被迫中止。1972年，一支地质勘探队在贺兰山深处发现了一处刻有“民国三十八年正月藏”字样的石室，然而打开石室后，里面却空空如也。

1985年，有牧民在苏峪口捡到了一枚嵌有宝石的晋商银饰，再次点燃了人们的寻宝热情，民间还衍生出“三关寻银，峰沟找金”的口诀。尽管数次寻宝活动都未有实质性收获，但关于郭栓子宝藏的传说，依然在贺兰山周边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