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冬,莫斯科近郊的大雪尚未融化。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周恩来招手把两个瘦高的中国孩子叫到身边。“家乡还记得吗?”他温和地问。孩子怯生生地答:“记得。”谁也没想到,这对兄弟的父亲是十二年前牺牲在上海的赵世炎。就从这场久别重逢说起,一条充满血与火的生命轨迹慢慢展开。
时间倒回到1901年。那一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内江一个行医世家。少年时他读《新青年》,钦敬李大钊,也由此踏入新文化运动。1920年秋,刚满十九岁的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很快在李大钊、陈独秀的课堂里找到了方向。北京精华学堂的钟声,催生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归国后,正值大革命高潮,北方的革命火种需要人去点燃。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在天津的老城厢悄然成立,赵世炎被推举负责青年干部培训。课堂设在裁缝铺后院,木板搭成的简陋桌子上摆着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年轻的学员围坐一圈,听他讲剩余价值也听他讲湖南农运。窗外警笛声、马车声此起彼伏,随时可能冲进一队搜捕者。
国民党右派正在收紧绞索。一次夜课之前,赵世炎警觉到有人尾随,几次拐弯都摆脱不了。巷口灯影下,一个同样身着灰布长衫的“青年”迎面而来,擦肩瞬间低声提醒:“快到那家面摊躲一躲!”对方步伐矫健,却是夏之栩的女扮男装。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赵世炎的重要,常暗中护送。一来二去,两颗同频的心贴得很近。那年冬天,29岁的赵世炎与23岁的夏之栩在天津北关教堂简朴成婚,里巷里只摆几盘素菜,连司仪都是学员兼任。
婚后,他们迁往上海。大都市的霓虹远不及地下斗争的火光耀眼。夫妻俩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门口牌子写着“亚盛纱行”,实际上却是交通站。夏之栩白天做账、晚上放哨,赵世炎则在弄堂里穿梭,筹款、联络,培训工人夜校。孩子的啼哭声常与外面巡捕的皮靴声交织,紧张到极点的日子里,他们学会了用眼神交流,手指轻敲桌面的暗号甚至能决定一次会议的生死。
1927年春,清共风暴开始。4月12日大屠杀的枪声传到上海弄堂,每一次敲门都可能是死亡前奏。7月11日的暴雨夜,赵家洋房里灯火昏暗,夏之栩正哄大儿子睡觉。外头突然冲进几个身着便衣的警探,把她和婆婆锁进屋角。窗外稀里哗啦的雨声盖过一切,远处传来赵世炎的脚步。心急如焚的她猛地抄起花盆砸向院子,用碎裂声报信。可雨幕太厚,警探的手电光已经照在赵世炎脸上。那晚,他被带走,再也没有归来。
奉命审讯者很快发现端倪。屋内翻出足以在上海置办洋楼的四万银元汇票,旁边却是冷硬剩饭和一碟咸菜。一个特务咂舌:“有钱不花,只吃这些?这只可能是共产党。”正是这种与资产名义不符的自律,让他们对赵世炎的“商人”身份起了疑心。几天后,叛徒的供词坐实了嫌疑。酷刑、威逼、利诱,赵世炎宁死不屈。7月19日,他被押赴枫林桥,年仅二十六岁。枪声回荡,黄浦江的风带走一个时代的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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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前,他给母亲写下八个字:“守我宗旨,毋失初心。”那张半湿的纸条,后来被贴进家族族谱,成为赵家的精神源头。可在当时,更现实的是妻儿的生计。上海已不容他们停留。1931年,夏之栩带着两个孩子经海参崴辗转抵达莫斯科,住进专收红色后代的儿童院,日子清贫却安全。
在那里,孩子们学俄语、唱《国际歌》,也在夜里背诵父亲留下的家书。赵令超常把那句“毋失初心”写在练习本首页,弟弟赵施格则悄悄在墙上画黄浦江边的白杨树。他们的姓氏提醒所有人——那是中国最早的布尔什维克烈士之一的后代。
周恩来访苏时,看望孩子。听说兄弟俩只有俄文名,他爽朗地说:“该有中国名字!”于是哥哥成了“赵令超”,寓意以法度自励;弟弟保留原乳名“施格”,寄托长者的关怀。孩子们把这场命名当作再次归队的仪式。
命运却依旧多舛。1941年,炮火烧到莫斯科。迁往鄂木斯克途中,赵令超染上肺炎离世,年仅十三岁。清点遗物时,人们发现那本写满习题的旧本子,扉页仍是“毋失初心”四字。那一刻,陪同护送的中方同志红了眼:“这孩子,比大多数大人都懂得担当。”
战后,赵施格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课堂之外,他总爱钻进实验室琢磨炉温曲线,比任何同学都刻苦。1951年夏,他接过毕业证书,也收到了留校任教的邀请。对他而言,那张邀请函再光鲜,也比不上祖国的召唤。九月的一天,他在谢列梅捷沃机场与同学告别:“谢谢你们,我得回家,那里有父亲未走完的路。”短短一句中文,俄罗斯同窗未必全懂,却听得出决绝。
归国后,赵施格被分配到鞍钢技术科。那是百废待兴的年代,炼钢炉常在夜里轰鸣,作业本一摞摞摊在宿舍床铺。有人打趣,留在莫斯科早成专家了,何苦来啃硬骨头?他只摇头:“父亲当年用命换来的新中国,我怎能不出一份力?”
时间拉到1952年。新中国成立第三年,赵世炎烈士牺牲整整二十五周年。组织找到夏之栩,授予革命烈士家属证书。她接过红皮证件,沉默许久,然后收进旧行李箱。里面压着的,正是那张八字遗书。多年动荡,纸角已陈旧,却依旧能辨认出遒劲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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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全国政协追认赵世炎为“人民英雄”。那时的夏之栩正在内蒙古边陲搞妇救会动员,得知消息,只淡淡一句:“他本就不需要荣誉,他需要的是完成理想的人。”说罢,转身钻进简易会议室,继续为牧民统计牲畜存栏。
赵世炎家中吃剩菜、却揣巨款的故事,一度在敌特内部流传,被当作侦缉共产党人的“活教材”。若干年后,一位当年参与搜捕的特务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户人家的箪食瓢饮,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追的不是普通敌手。”他大概没想到,这份忌惮也印证了另一种胜利——信念可以比金钱更有分量。
至此,赵世炎一家走过了二十七年波折。烈士的鲜血、寡母的坚韧、儿子的归国,都在同一条暗河中汇聚。时代的风向已经改变,可那句“守我宗旨,毋失初心”依然沉在纸上,也活在后来无数建设者的心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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