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兄弟,在西北无人区里守着一个废弃的气象站。那地方我去过一次,车开了五六个小时才从最近的县城摸到边,放眼望去全是戈壁滩,除了稀疏的骆驼刺,连只飞鸟都少见。气象站是上世纪留下的老建筑,红砖墙褪得发白,门窗锈迹斑斑,就孤零零戳在沙丘中间,风一吹就发出“呜呜”的声响,跟哭似的。兄弟说,这地方早就不承担正式观测任务了,之所以还让他守着,是怕设备彻底荒废,偶尔还要记录些基础数据,给科研队留个参考。
他今年三十出头,以前在城里做工程监理,日子过得也算滋润,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三年前主动申请来这儿。我问他图啥,他挠挠头笑:“城里太吵,这儿清净,再说总得有人守着不是?”话虽这么说,我知道他心里藏着事儿——他爸以前就是气象站的老职工,在一次戈壁补给途中遭遇沙尘暴,再也没回来,这废弃的气象站,算是他对父亲的念想。
气象站里的日子单调得能淡出鸟来。每天清晨六点,他雷打不动爬起来,踩着结霜的台阶去检查设备,温度计、风速仪、雨量计,挨个擦一遍、记一遍数据,动作熟练得像刻在骨子里。中午煮碗泡面或者蒸个馒头,就着咸菜吃,晚上要么翻几本翻烂了的旧书,要么对着收音机听信号断断续续的广播,手机只有在每月补给车来的时候才能蹭上信号,跟家里报个平安。
我去看他那次,正赶上沙尘暴。下午三四点,天突然暗下来,狂风卷着沙砾砸在窗户上,“砰砰”作响,能见度不足五米。他赶紧拉着我躲进内屋,用湿毛巾堵住门缝,嘴里念叨:“得看好发电机,不然断了电,设备就废了。”风刮了整整一夜,他每隔一小时就顶着风沙出去检查一次,回来时浑身是土,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却还笑着说:“没事儿,这破天气我见多了。”
夜里我跟他挤在一张硬板床上,他跟我絮叨这儿的规矩:节约用水,每滴水都要省着用;妥善保管物资,罐头和压缩饼干要按日期排序;遇到迷路的牧民或者探险者,能帮就帮。他说去年冬天,有个牧民的羊群走失,在戈壁里迷了路,是他循着马蹄印找到人,把仅存的半桶水和粮食都给了对方,自己啃了三天干饼子。“这儿看着荒凉,可人命关天,”他说这话时,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很。
他也有撑不住的时候。有次他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连起身倒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裹着被子硬扛。迷迷糊糊中,他仿佛看见父亲站在床边,拍着他的肩膀说:“娃,坚持住。”就这么靠着一股劲儿,他硬生生扛到了补给车来。还有逢年过节,看着手机里家人团聚的照片,他也会偷偷抹眼泪,对着空旷的戈壁喊两声,声音被风一吹就没了踪迹。
我劝过他,别再守着这破地方了,回城里找个安稳工作,成个家。他总是摇摇头:“再守阵子,等找到合适的人接手,我就走。”可我知道,这地方条件艰苦,没人愿意来,他口中的“合适的人”,不知道要等多久。
临走那天,我给他留了两条烟、几本书,还有一部装满电影的平板电脑。他送我到车边,塞给我一个用骆驼刺做的小摆件,粗糙却结实。车开出老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气象站门口,小小的身影在戈壁滩上,像一株倔强的骆驼刺。
后来我们联系不多,偶尔他会用卫星电话给我打个电话,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儿下了场小雨,骆驼刺发芽了”“昨天看到几只黄羊,跑得真快”。我知道他过得孤独,却也明白,那片荒凉的戈壁滩上,不仅有他父亲的足迹,还有他自己的坚守。或许对他来说,守着气象站,就是守着一份信念,一份对父亲的思念,一份无人知晓的责任。只是不知道,他还要在那片无人区里,守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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