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邦银行“朋友圈”大瘦身，13家担保机构被“清退

2026年伊始，武汉众邦银行助贷合作名单的变动引发关注。据蓝鲸新闻率先报道，12月30日，众邦银行更新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名单，互联网助贷平台方合作阵容基本稳定，增信服务机构名单却出现明显调整，13家融资担保公司被移出合作序列。

这一变动不仅折射出金融机构在监管高压下清理存量风险的趋势，也让备受争议的“双融担”乱象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名单骤减背后

据媒体整理，这13家被终止合作的担保机构中，许多都存在明确的司法执行记录或监管处罚痕迹。其中，吉林省宏利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7日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达53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庞飞亦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咸阳华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则因违反征信管理相关规定，于2025年8月被监管部门处以6.5万元罚款。

作为本次名单调整风波中的核心机构，嘉合兴融担的合规困境在数据对比中尤为突出。从资本体量来看，该公司实缴资本高达10亿元，在新疆全区仅位列新疆农业信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13.3亿元）之后，属于区域内资本实力较强的担保机构。但与其资本体量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其合规表现长期处于薄弱状态。

根据新疆金融局公示信息，嘉合兴融担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监管评级均为C级，属于需“限期完成问题整改”的重点关注对象。回溯历史合规记录，该机构的风险隐患早已累积，2020年至2022年期间曾连续三年被纳入整改名单，长期游走在牌照合规的边缘。这种持续的合规短板，不仅制约了其自身发展，更给合作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埋下隐患。

在此背景下，清理嘉合兴融担这类合规瑕疵明显的合作伙伴，既是众邦银行在2025年10月“助贷新规”落地后，对名单制管理制度的合规补位，也是对自身脆弱增信链条的风险缓释。

“双融担”迷局

值得关注的是，众邦银行此次清理的合作担保机构中，部分已被媒体曝光存在“双融担”乱象，这种灰色费率模式正持续挑战24%的司法保护利率上限。所谓“双融担”，是部分助贷链条中为规避利率监管衍生的操作模式：在单笔贷款中引入两家担保机构，一家收取符合监管要求的利息及担保费，另一家则以“咨询费”“服务费”等名义在账外额外收费，最终将借款人实际综合融资成本推高至36%甚至更高。

孙亮的贷款经历便是该模式的典型写照。2025年8月，他通过众邦银行与河北银行联合发放的两笔贷款合计10万元（众邦银行出资30%，河北银行出资70%），合同约定年化利率仅8.8%。但在签约环节，系统自动为其绑定了黑龙江省银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鼎融担”）与嘉合兴融担两家增信机构，相关费用在无形中叠加。

从费用构成来看，银鼎融担按借款本金年化15.2%收取担保费，与资金方8.8%的年化利率相加后，恰好贴近24%的司法保护红线；而嘉合兴融担以“担保咨询费”名义收取的额外费用，成为突破红线的关键。2025年8月18日、25日，孙亮分别收到两家机构的电子发票：银鼎融担以“金融服务担保服务费”名义收取5761元（含税326.1元），嘉合兴融担以“现代服务担保服务费”名义收取4604元（含税260.6元）。两项费用合计约1万元，占总借款本金的10.4%。这种多主体收费、名目错位的财务安排，本质上属于变相“砍头息”，让借款人在不知情中背负了沉重的隐形成本。

消费者投诉数据也反映出嘉合兴融担引发的争议。截至2026年1月20日，仅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嘉合兴融担”关键词的投诉量达59条，主要集中在“莫名扣款”“无故扣费”及“扣款平台不明”三大类，反映出其在费用收取环节存在争议性问题。

从投诉内容来看，相关问题呈现出多重隐蔽性特征：一是扣款行为具隐蔽性，不少消费者反馈，银行卡被嘉合兴融担划扣资金时自身并不知情，部分用户表示从未在该机构及关联平台办理过借款，甚至无法追溯扣款的具体来源；二是存在关联平台扣款争议，部分案例显示其与其他金融平台存在业务关联，2025年9月就有消费者投诉，其在“360借条”（现奇富借条）申请的1万元贷款（实际下款方为武汉众邦银行）结清后，仍被户名为“嘉合兴融担”的主体分12期累计扣除655.6元，该笔扣款被消费者质疑存在不合规性。

扣款方式则表现为多样且零散，金额跨度较大，既有0.56元的反复小额划扣，也有21元、44元、71.92元乃至数百元的单笔扣费，部分扣款通过“易宝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渠道完成，客观上增加了消费者追溯的难度。

此外，还有消费者反映遭遇异常扣款情形，包括凌晨4:29等非工作时段的划扣，以及短时间内同一笔小额资金被反复扣除又返还的反常操作，这类情况对消费者财产安全造成困扰。

从投诉处理进度来看，目前多数相关投诉单仍处于“待分配”状态。消费者普遍反馈，遇到此类扣款后，面临客服回应不及时、扣款原因解释不清晰、违规费用退款难等问题，维权过程存在诸多阻碍。

尽管2025年10月施行的“助贷新规”已明确要求，增信服务费需全额计入综合融资成本，严禁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变相加价，但这一隐秘的利益链条在实际操作中仍未被彻底切断。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显示，已有借款人就此类侵权纠纷，将嘉合兴融担与河北银行诉至法院。这些案例与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在自动化生成的贷款合同与复杂的服务链条面前，借款人的知情权、选择权被大幅压缩，“双融担”模式成为部分机构变相抬高融资成本的隐蔽手段。

民营银行的合规平衡

众邦银行此次对增信机构名单的大幅调整，本质上是其在零售信贷业务激进扩张与合规管控之间的一次风险修正。截至2024年6月末，该行个人贷款余额达105.1亿元，其中个人消费贷款占比超七成，而依赖第三方增信的贷款余额占比达41%，高达43.8亿元。这种“助贷+担保”的模式虽能快速扩大信贷规模、提升盈利效率，却也让银行资产质量与合作伙伴的合规水平深度绑定，风险传导路径高度清晰。

众邦银行2024年的经营数据，更凸显了这种模式的潜在风险。当年该行总资产同比增长近8%，至1235.31亿元，净利润达5.11亿元，同比增长26.21%，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但穿透财报可见，盈利增长并非源于营收扩张——2024年该行营业收入18.12亿元，同比下滑6.22%，利润增长主要依靠信用减值损失的缩减，该项指标从2023年的6.18亿元降至3.88亿元。与此同时，非利息净收入从6.24亿元暴跌至0.77亿元，营收结构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

在营收承压、减值计提空间收窄的背景下，这43.8亿元依赖第三方担保的存量贷款，已成为众邦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薄弱环节。一旦合作担保机构出现代偿能力不足、牌照被吊销等问题，极易引发连锁信贷违约，直接冲击银行净资产。

众邦银行并非没有经历过合作伙伴风险事件。2018年，该行曾因合作平台上海晟垣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即“管家金服”）法定代表人赵建军涉嫌刑事犯罪、平台暂停运营，紧急公告终止双方存管协议。尽管众邦银行当时声明，尚未与该平台开展实际系统对接及资金往来，未造成直接损失，但这一事件已暴露出其在合作伙伴准入与持续管控环节的短板。

对于民营银行而言，在助贷业务规模与盈利增长的诉求之外，建立更为严格的合作伙伴准入标准、常态化合规筛查机制，才是实现业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