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迁坟，74岁老母扑在墓碑上痛哭：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说话了

1966年2月26日清晨，兰考的雪还没完全融化，县城老车站已经挤满了人。灵车一出现，哭声像潮水一样漫过铁轨，又漫向大街小巷。最先扑到车前的，是一位裹着旧棉袄、步履蹒跚的老人——她叫李星英，今年七十四岁，焦裕禄的母亲。

队伍行进不过三里，却走了两个半小时。有人跪着退，有人搀着哭，有人把自家的白布撕成条挂在树上。灵柩停在故堤新修的墓穴旁时，人群的喧闹忽然一滞。李星英猛地挣脱孙子的搀扶，扑到墓碑前，声音沙哑：“禄子啊，这是咱娘俩最后一次说话了！”这句话像刀子，在场的许多人后来提起仍会哽咽。

人们只看见她哭，却很少知道，她第一次痛哭是在两年前。1964年春，她赶到郑州医院，见到儿子被病痛榨得只剩皮包骨，强忍悲伤，用山东口音说，“儿啊，好好治，娘给你做了千层底的新鞋。”那双鞋，再没穿上。

时间往回拨。1922年8月，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区北崮山村。家里开小油坊，勉强糊口。母亲裹着小脚，却执意让八岁的儿子进私塾。每天天未亮，灶膛里火星跳动，她就推醒孩子：“快去念书，好男儿有个奔头。”读书之余，焦裕禄上山砍柴、下集卖柴，几文钱也要攒给母亲买盐。李星英常说：“穷不丢人，脊梁骨不能塌。”这句话，儿子记了一辈子。

1937年冬，日军扫荡博山。油坊关了门，焦裕禄被抓进县城监牢。为了打听孩子消息，李星英隔一天就走七十多里山路，脚上的裹脚布被磨得透亮。一次探监，牢头喝斥，她哆嗦着掏出仅剩几枚铜板：“给我说句话，孩子还活着不？”那一刻，她才在众人面前掉泪。

1945年宿迁解放，23岁的焦裕禄报名当民兵，很快火线入党。两年后组织号召南下支前，考虑到他家里老小，领导迟疑。李星英听完劝儿子：“去吧。大事要紧，娘能撑得住。”这句话仿佛一纸军令，焦裕禄背起行囊就走，连夜色都没来得及看清。

1953年，他被调往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厂区还是一片麦地。土房当宿舍，大板凳当床铺，他夹着图纸跟苏联专家比划，一边学俄语一边学跳舞，“得看懂这玩意儿，机器才转得起来。”五十五个日夜吃住在车间，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终于出炉。工友回忆：“白天看见他，夜里也看见他，像上着发条一样。”

忙归忙，他对母亲的牵挂从未断过。每年春节前，都会收到一包绣着粗线的布鞋，“穿上别磕碜。”他回信告诉老母亲，鞋正合脚，棉花也暖和。实际上，他舍不得穿，都锁在箱底。

1962年，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来到郑州医院。兰考三害肆虐，干部望而生畏。张申低声说：“组织上想让你去。”焦裕禄病着，却答了句：“我去！”一句话没提自己的肝病。到兰考第一天，他钻进风口查沙源，站在腰深的水里掰开土疙瘩辨盐碱。冬夜，他带县干部去火车站，看逃荒的乡亲裹着救济棉衣蜷在车厢。回来路上，谁都没说话，只听风刮过黄河故道。第二天，整县干部就扎进芦苇荡，挖沟修坝、封沙治碱。

忙碌让病情迅速恶化。1964年3月，他捂着肝部，连笔都握不住，才答应住院。确诊肝癌后，他把妻子徐俊雅叫到病床：“组织上多难，别麻烦他们，好好把孩子带大。”话音不重，却像压在胸口的石头。

5月14日凌晨，焦裕禄永远合上眼。郑州的天空阴沉，似在压着泪。入殓那天，李星英站在灵前，干瘪的双手颤抖，却只是轻声说：“娘在呢，俊雅别怕。”旁人劝她哭，她摇头：“我死不敢倒，家要稳。”直到火车把她送回山东，月台的尘土沾满衣襟，她才失声嚎啕，抱土而泣。

迁葬那日的吵闹与湿冷，老人没有掉泪。人散后，她偷偷让孙子推架子车，再次来到新坟前。风吹得麦秆作响，她摸着冰凉的石碑，像小时候替孩子掖被角那样，不停抚平浮灰。“禄子，娘走不动了，今后你保佑兰考，人家说你对得起毛主席，娘信。”说完，老人把随身带来的千层底放在碑前，整整齐齐。

李星英没读过几天书，却懂什么叫担当。她用一双缠足走穿山路，也用一身倔强托起家门；她留给儿子的，并非几亩薄田，而是一句硬邦邦的“脊梁骨别塌”；她留给兰考的，是跪倒在墓前那一声哀号——那声喊，提醒后来人，一个人可以离去，他留下的担当却不会埋进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