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警方发出“最后通牒”

文︱陆弃

1月19日，伊朗警方最高官员向参与当局所认定“骚乱”的抗议者发出三天期限的“最后通牒”，要求其自首以换取从轻处理。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朗行政、立法与司法三大权力部门罕见地以联合声明形式对外承诺，将“夜以继日”解决民生与经济问题，并对“恐怖事件”的煽动者施以严惩。表面看来，这是一套典型的危机应对组合：一手施压、一手安抚；一边强调秩序，一边强调治理能力。但若将视角稍稍拉远，这一表态所折射的，并非单一事件的善后安排，而是伊朗国家治理长期承受的结构性张力。

“最后通牒”这一措辞本身，就意味着事态已经越过日常社会治理的范畴，进入安全逻辑主导的阶段。它并非单纯的执法告知，而是一种政治信号：国家认为当前局势已对秩序构成实质威胁，必须通过集中性的权力展示，迫使局势回到可控轨道。从伊朗官方叙述看，抗议者被明确区分为两类——“受骗的年轻人”与“煽动恐怖事件的幕后者”。这种区分并不新鲜，却在每一次社会动荡中反复出现，其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治理思路：将社会不满视为可被纠正的偏差，而将持续动员与组织化对抗视为外部敌对力量的渗透。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区分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清晰。街头抗议的参与者，既可能出于经济困境、社会不公或代际焦虑，也可能在情绪与信息的推动下被卷入更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国家以安全视角加以应对，固然可以在短期内恢复秩序，却也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当“受骗”成为对年轻抗议者的官方定性，本身就意味着制度对其真实诉求缺乏倾听的耐心。

伊朗当局同时高调强调“民生与经济问题”，并非偶然。长期制裁、通胀压力、就业机会不足，已在伊朗社会形成持续性的结构困境。抗议并不一定以明确的政治纲领出现，却往往在经济承压的节点集中爆发。官方在“最后通牒”发布当天同步承诺改善民生，恰恰说明决策层并不否认社会不满的物质基础，只是在优先顺序上，稳定始终压倒改革。这种次序安排，在伊朗并不罕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治理的韧性与局限。

从制度层面看，伊朗的政治体系并非简单的强制统治结构，而是融合了选举、宗教权威与革命合法性的复杂体系。正因如此，当抗议频繁出现时，国家并不愿轻易承认其为“合法政治表达”，而更倾向于将其框定为安全问题。一旦如此，处理逻辑便从协商与吸纳转向威慑与惩戒。这种转向并非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而是源自对系统稳定性的深层焦虑：任何持续的街头动员，都可能被视为对现有权力平衡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警方此次明确提出“自首换取宽大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当局并未关闭回旋空间。与其说这是纯粹的威胁，不如说是一种有限的减压机制，试图在不全面升级对抗的前提下，迅速分化参与者。对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成本相对可控的选择；对个人而言，却是一道艰难的判断题——自首意味着承认错误，却未必换来真正的安全；不自首，则可能承担更高的法律与政治风险。

问题在于，这种策略的效果往往具有时间性。短期内，它可能确实削弱抗议规模，恢复街头秩序；长期看，却未必触及不满的根源。经济结构的僵化、社会流动性的受限、代际期待与现实落差之间的张力，并不会因一次“最后通牒”而消失。相反，若治理回应始终停留在安全层面，社会情绪可能只是转入更隐蔽、更碎片化的表达形式。

伊朗三大权力部门联合发声，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政治动员。这既显示出体制内部在危机时刻的协调能力，也透露出压力的真实程度。当一个国家需要反复强调“夜以继日”解决问题，往往意味着问题已经积累到不容忽视的程度。强硬与承诺并行，恰恰说明任何单一手段都不足以支撑局面。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伊朗的处境并非孤例。在全球多重不确定性叠加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在经历类似的治理考验：社会期望上升，而资源与政策空间受限；安全逻辑强化，而政治吸纳能力相对滞后。伊朗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外部环境长期高度对抗，使内部调整的代价与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最后通牒”或许能够暂时终结一轮抗议，但它无法替代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持续回应。国家权力可以在关键时刻收紧，却终究需要找到一种不完全依赖强制的治理平衡点。否则，每一次秩序恢复，都只是为下一次紧张积蓄能量。

在这一意义上，伊朗当局此番表态，更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仅是街头的抗议者，也是一个在压力之下反复调整姿态的国家。未来的关键，不在于三天之内有多少人选择自首，而在于三天之后，治理逻辑是否仍然只能在“通牒”与“承诺”之间来回摆动。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沉默，而是被容纳、被回应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