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蒋去台的三个女人，一个疯了、一个坐牢、一个掌权

1

一九四九年的南京冬天，冷得邪乎。玄武湖的水结了层薄冰，枯荷杆子戳在冰面上，像支棱着的破笔。北平早就换了天，上海的报纸天天喊着"局势危急"，长江边上的兵比老百姓还多，可谁都知道，这江怕是守不住了。蒋介石的"美龄号"飞机跟候鸟似的，在南京、溪口、广州之间来回飞，每次起落都搅得人心慌。

那时候国民政府正忙着搬家，黄金往台湾运，故宫的宝贝往岛上搬，连学校的仪器都装箱了。可就在这乱糟糟的当口，蒋介石的案头多了份私密名单。不是哪个军长师长，也不是哪个部长次长，就三个女人的名字。这仨人，一个是上海百乐门的红歌女，一个是南京老派人家的寡妇，还有一个是蒋介石身边不声不响的机要秘书。

消息在小圈子里传得快，有人说这是老蒋舍不得旧繁华，临走前要带几个"念想"；也有人说这里头有门道，这三个女人背后牵着线呢——要么是情报，要么是人脉，要么是见不得光的秘密。反正不管咋说，在这大厦将倾的时候，能被最高权力者点名带走，那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

上海百乐门的霓虹灯还亮着，可舞池里的人都没了魂。顾曼桢坐在化妆镜前，看着自己那张描着眉的脸，突然觉得陌生。她本来是正经人家的姑娘，父亲做小买卖，抗战时工厂被炸，家里垮了，母亲病着，弟弟妹妹要吃饭，这才进了百乐门。她嗓子好，唱《夜上海》能把人唱哭，可她自己知道，这眼泪不是为歌里的人流的，是为自己流的。

军统上海站的陈子昂追她追得紧。这人不是戴笠的嫡系，可手里攥着上海的情报网，外号"暗夜之鹰"。他给顾曼桢的家里送米送药，派人保护她弟弟不被流氓欺负，条件就一个：做他的女人。顾曼桢答应了，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在这乱世里，没个靠山活不下去。可她心里留着块干净地，只装着家人。

当蒋介石要带她走的消息传来，陈子昂先拍了桌子，转天却约她喝咖啡。他没骂她，就说了句："曼桢，这是机会。你去台湾，替我盯着点那边的风向。记住，你家里人还在上海呢。"顾曼桢手里的咖啡杯晃了晃，她知道这是威胁，可也没办法。那天晚上她回家，看着熟睡的母亲和弟弟，把所有积蓄塞在母亲枕头底下，就带了把琵琶走了。

南京的沈婉仪这时候正收拾箱子。她丈夫是国军的官，徐蚌会战里死了，留给她一宅子空房和一堆古籍字画。她是安徽庐江人，家里几代读书，她自己也是洋学堂毕业的，英语说得溜，还能背《古文观止》。宋美龄喜欢她，说她"有大家子气"，上次宴会上有人刁难宋美龄，还是她圆的场。

侍从室的人来通知她时，她正给丈夫的牌位上香。她没哭也没笑，就坐在那儿摸丈夫留下的端砚。那砚台是老坑端石，上面刻着"宁为玉碎"，是丈夫生前最爱的。她把砚台包好，又装了匣古籍拓本，这才起身。她知道，这一去不是享福，是去扛事的——沈家的脸面，丈夫的旧部，都得她撑着。

苏绣是最安静的一个。她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整天穿件素旗袍，不说话，就埋头整理文件。没人知道她多大，也没人知道她家里还有谁，就知道她记性好，蒋介石的私人电报密码她能倒背如流。接到命令那天，她把文件归置得整整齐齐，临出门前，偷偷往旗袍暗袋里塞了份加密电报。那电报是关于国民党高层和美国人签的秘密协议，她也不知道为啥要带，就觉得这东西以后可能有用。

2

"美龄号"起飞那天，南京明故宫机场乱成一锅粥。伤兵、家眷、箱子堆得到处都是，飞机引擎轰鸣得人耳朵疼。顾曼桢抱着琵琶，跟着人群往舷梯上挤，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像条断了线的风筝。她回头看了眼南京城，城墙上的草在风里摇，像在跟她招手，又像在嘲笑她。

飞机穿过云层，底下的长江灰蒙蒙的，跟条死蛇似的。顾曼桢旁边坐着沈婉仪，沈婉仪边上是苏绣。三个女人谁也不说话，就听引擎响。顾曼桢偷偷看沈婉仪，见她捧着本线装书，手指轻轻摸着书页；再看苏绣，闭着眼，手里攥着个笔记本，不知道在写啥。

到台北松山机场时，天刚擦黑。机场上全是兵，卡车、吉普车来回跑，探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三人被塞进辆黑色轿车，车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车开了半天，停在士林官邸附近的一处院子。院子不大，可警卫多，门口站着俩哨兵，院里还有便衣来回溜达。

屋里早就布置好了，地毯、沙发、床都是新的，佣人低头站着。侍从室的人交代了句"好好歇着"，转身就走。顾曼桢忍不住了，问："两位妹妹，蒋公为啥带咱们来？"沈婉仪笑了笑，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抿了口；苏绣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写东西，跟没听见似的。

接下来的日子，三人各干各的。顾曼桢被安排到一家高级俱乐部唱歌，每天晚上上台，唱《夜上海》《何日君再来》。台下坐的都是从大陆跑来的大官，有的听着听着就哭了，有的拍桌子骂人。顾曼桢唱得嗓子哑，心里更苦——陈子昂让她收集情报，可她除了听些醉话，啥也捞不着。

沈婉仪进了妇女工作委员会，跟着宋美龄接待外宾。她英语好，跟美国太太们聊天不怯场，还能讲《红楼梦》里的故事。可回到家，她就对着丈夫的牌位说话，说今天见了谁，说了啥，说沈家在大陆的老宅被封了，说着说着就哭，哭完了再擦干脸，第二天照样笑着出门。

苏绣还是当秘书，不过这回是在士林官邸办公。蒋介石每天看战报、见客人，文件堆得跟山似的。苏绣整理得井井有条，连蒋介石找不到的电报，她都能立刻翻出来。蒋介石夸她"细心"，她就低头笑，不说话。只有她自己知道，暗袋里的电报还在，像颗定时炸弹，不知道啥时候炸。

台北的夜市挺热闹，卖面线的、卖冰糖葫芦的、卖旧书的，啥都有。顾曼桢有时候偷偷溜出来，买串冰糖葫芦，边吃边看人群。她喜欢看学生们举着标语喊口号，虽然听不清喊啥，但觉得那股子热气儿亲切。可身后总跟着"影子"，她走到哪儿，"影子"跟到哪儿，她一回头，"影子"就躲到电线杆后面。

沈婉仪周末去寺庙烧香，跪在蒲团上念《心经》。青烟飘起来，她仿佛能看见丈夫的脸，还是那么年轻，笑着对她说"婉仪，好好活着"。她把带来的古籍拓本拿给庙里的和尚看，和尚说这是宝贝，她就笑，说"宝贝有啥用，人都没了"。

苏绣从来不出门，除了官邸就是住处。她的世界里只有文件、密码、电报。有时候夜深了，她会拿出暗袋里的电报，对着灯看。那上面的字都是数字，她早背下来了，可还是想看，仿佛看一眼就能看出未来。

3

日子像台北的雨，下得没完没了。顾曼桢在俱乐部唱了半年，名气越来越大，追她的人能排到俱乐部门口。有个叫赵启明的年轻人，是本地望族的子弟，每次来都不说话，就坐在角落听她唱歌。他眼睛清亮，跟那些色眯眯的男人不一样。

顾曼桢跟他熟了，才知道他在办地下刊物，骂国民党腐败，说要改革。她觉得这人敢说真话，就把俱乐部里听来的消息告诉他——哪个军长贪污，哪个官员跑路。她没想害他，就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可她不知道，陈子昂从上海发来的信里，让她"发展线人"，赵启明正好撞枪口上。

沈婉仪的日子不好过。蒋夫人的派系跟蒋经国的人斗得厉害，她作为蒋夫人的"红人"，被人使绊子。有回她组织文化活动，准备好的场地被人占了，邀请的嘉宾被"请去喝茶"。她找蒋夫人诉苦，蒋夫人就说"再忍忍"，可她知道，再忍下去，沈家的最后一点面子都要没了。

更糟的是，她丈夫的旧部在台湾被清洗。有个老部下偷偷来找她，说"嫂子，他们要动手了，你赶紧走"。她没走，她得守着丈夫的名声，守着沈家的骨头。她把古籍拓本藏在地板下，把端砚磨得发亮，心里想："就算死，也得死得体面。"

苏绣的机会来了。蒋经国想插手情报系统，跟老派特务争权。苏绣看准了这空子，把蒋介石长子贪腐的证据，还有那份秘密协议的电报，匿名塞给了几个跟蒋经国不和的元老。元老们炸了锅，拿着证据找蒋介石告状。蒋介石气得拍桌子，把蒋经国骂了一顿，还撤了几个亲信的职。

蒋介石召见苏绣，问："你咋知道这些？"苏绣低头说："整理文件时看见的。"蒋介石盯着她看了半天，说："好，好，以后你多盯着点。"苏绣心里松了口气，她知道，这步棋走对了，她不再是个小秘书，是蒋介石的"自己人"了。

4

风暴说来就来。顾曼桢跟赵启明的事被特务发现了。那天雨特别大，赵启明送她回家，刚出俱乐部就被辆黑车截走。顾曼桢追着车跑，摔在泥里，看着车尾巴灯消失在雨里，她疯了似的尖叫，可雨太大，没人听见。

转天她就被带到秘密医院。医生给她打针，喂苦药，还在她耳边放唱片——一会儿是她唱的歌，一会儿是赵启明的声音："曼桢，等解放了，我们去看长江。"她捂着耳朵喊"别放了"，可唱片转个不停。她开始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看见赵启明站在墙角，伸手去抓，却抓了把空气。

沈婉仪是在一次秘密集会上被抓的。她带了份文件，想给丈夫的旧部，结果那人早被收买了。特务冲进来时，她正把文件往怀里塞，被人一脚踹在地上。文件上盖着"绝密"章，罪名是"通共"。她在监狱里不说话，就抱着古籍拓本，警察抢走一本，她就抢回来，指甲都掰断了。

苏绣倒是因祸得福。蒋经国怀疑她，可没证据。蒋介石护着她，说"苏绣是老实人"。她趁机提出几个建议：整顿情报系统、跟美国人谈援助、发展教育。蒋介石觉得她有见识，就让她管更多事。她开始穿更体面的旗袍，戴珍珠耳环，可眼睛还是那么冷，像口深井，啥都看得见，啥都不说。

5

顾曼桢在医院里待了三年。她瘦得皮包骨头，头发乱糟糟的，有时候对着墙唱歌，唱着唱着就哭，哭累了就睡。医生说她"精神分裂"，没救了。陈子昂在大陆被抓，没人管她了，医院就把她扔在角落，每天给点稀粥。她死的时候，旁边没人，就窗外的风呼呼吹着。那把琵琶早被护士拿走了，不知道流落到哪个旧货摊。

沈婉仪在绿岛监狱关了二十年。监狱在海上，风浪大，冬天冷得要命。她跟一群犯人一起补渔网、搬石头，手变得跟树皮似的。可她每天早上都背《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声音沙哑，却咬字清楚。狱友里有不识字的，她就教她们认字，用树枝在地上写"人""天""家"。

有回监狱长来检查，看见她在教人背诗，骂她"搞封建"，把她的书撕了。她没哭，就蹲在地上捡碎纸片，一片一片拼起来。后来蒋介石死了，台湾搞"特赦"，她被放出来。回到台北，没人认识她了，她就在旧书店找了份活，整理古籍。有人问她"你是沈婉仪吗"，她笑着摇头，说"我是个看书的老婆子"。

苏绣成了台湾政坛的"大姐大"。蒋经国上台后，还得用她——她手里有老蒋的秘密，还有美国人的关系。她管文化、教育，还推动两岸交流。有人说她"冷血"，她不在乎；有人说她"传奇"，她也不骄傲。她就住在台北市中心的别墅里，墙上挂着蒋介石写的字，抽屉里锁着那份旧电报。

晚年的苏绣爱写回忆录。书里没提自己的功劳，倒写了顾曼桢的歌、沈婉仪的书。她说："我们都是被风吹走的叶子，有的落在泥里，有的落在屋顶，有的落在水里。没人能选自己落在哪儿，可落下去的样子，自己能选。"

6

台北的雨还在下，士林官邸的凤凰花开了又落。顾曼桢的坟在哪儿，没人知道；沈婉仪的旧书摊还在，卖线装书的老头说，有个老太太总来买古籍，说话带安徽口音；苏绣的别墅现在是纪念馆，游客们看她的照片，说"这老太太真厉害"，可没人知道她旗袍暗袋里的秘密。

历史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把沙子埋了。可沙子还在，就在河底，等着哪天被人捞起来，看看上面的纹路——那是顾曼桢的泪，是沈婉仪的血，是苏绣的沉默，是所有被时代卷走的人，留下的痕迹。

当台北的雨停了，有人在旧书摊翻到本泛黄的笔记，上面写着："一九四九年冬，我们三个坐飞机去台湾，窗外的长江像条灰带子。我不知道以后会咋样，就想把琵琶抱紧点。"

这字是谁写的？是顾曼桢？是沈婉仪？还是苏绣？没人说得清。就像那风里的歌，唱着唱着就散了，可你要是仔细听，还能听见那调子里的愁，那愁里的劲，那劲里的——

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