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八路军那一场战役歼敌最多，不是平型关

1938年4月11日凌晨，太行山北麓仍透着春寒，武乡古城的残垣映着火光格外刺眼。就在同一天，华北日军第108师团九路出击的情报被送到晋西北的作战室，地图上的红线像蛛网般收紧。许多人以为八路军最辉煌的单次歼敌记录诞生于平型关或百团大战，可真正让日军主力元气大伤的，是此后短短四十八小时内在长乐村打出的那一记重拳。

太原失守后，日军凭借铁路优势向太行山区渗透，企图斩断同蒲、平汉、正太三条交通大动脉。冀南一带多为丘陵与河谷，一旦铁路节点被牢牢掌握，八路军根据地就会被切割成数块。日本参谋本部为此调来了号称“山西铁锤”的第108师团，下辖117联队、119联队和若干独立山炮分队，总数约三万人。九路围攻之计，看似稳操胜券，实则给了八路军“关门打狗”的机会。

作战方针迅速确定：正面牵制、多点诱敌、集中主力寻隙猛击一路。被盯上的对象，是进犯路线最突出的117联队。其联队长苫米地四三郎行军时颇为自负，不愿与其他分队并肩，而此恰好暴露了薄弱环节。朱德、刘伯承判断，这支三千余人的部队若孤军深入，正适合在狭窄河谷里分割围歼。

两天后，117联队果然占领武乡。当夜，榆社方向的探马回报：敌先头部队准备北返补给。根据步速推算，次日黄昏前后他们必穿越武乡西北一带的长乐村。长乐村只有数百米宽的河谷，南北皆为陡坡，老乡们管那条碎石小道叫“羊肠线”，汽车难以并行，拖炮尤为吃力。如此形势，比袖口还窄，打伏击再合适不过。

386旅陈赓接到命令后沿夜色急进，一口气赶出八十里，连马蹄都裹上草帚，只求不惊动敌眼。与此同时，771团、772团从河谷两翼渗透，试图在敌纵队之间插入楔形分割点。晋南某国民党师本该策应，却按兵不动，理由是“电台失联”。在这种局面下，八路军只能独挑大梁。陈赓一声短促口令：“拉开架势，天亮前截腰！”

4月14日拂晓，117联队先头分队已穿出河谷，尾随的辎重部队却被卡在长乐村。苫米地本人押后指挥，心里仍想着回武乡补粮。就在这一刻，南坡机枪骤然喷火，北岭迫击炮弹接连滚落，河谷顿时成了闷罐。苫米地翻身上坦克，刚探头便遭狙击手一枪击碎钢盔，落入车底。日军瞬间乱成一团，前后联络断绝，只能抱团硬冲。

771团封住谷口，集中火力打汽车和炮车；772团切割纵深，专挑指挥所。山谷狭窄，敌炮无法展开，步兵队形被迫收缩。不到一刻钟，辎重列车起火，爆炸声连绵。随后赶到的115师689团、769团从正面堵截，包围圈锁死。战至午后，日军反扑数次皆被掀退。苫米地狂叫“突围”，然而无论北冲南突都被机枪网撕碎。傍晚，117联队号称精锐的两个步兵大队基本覆没，残敌仅凭零散火力支撑。

八路军付出的代价也不小。772团担任双向阻击，既要顶住先头部队回援，又要防止后续分队硬闯。团长叶成焕在交换火力时腹部中弹，仍指着山口喊道：“挡不住，他们就能滚回太原！”话音未落，已血染胸襟。傍黑时分，长乐村外围传来大车碾压声——那是119联队的援军。陈赓果断下令：“立即收网，用爆破掩护，转移！”约摸半小时，谷地硝烟翻涌，八路军部队已鱼贯隐入夜幕。

此次战斗，八路军投入四个团一千七百余人，历时十八小时，毙伤日军两千二百余，缴获各式步枪千余、机枪六十余、山炮四门、骡马百匹。无论绝对数字还是单场比例，均超出1937年平型关大捷。平型关那一役虽打掉坂垣师团一个辎重联队，却未及此次歼灭规模；百团大战歼敌虽多，分散于千余次战斗，平均每战的成果无法与长乐村相比。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伏击产生了三层效应。第一，日军对太行山铁路控制战术被迫收缩，直至同蒲线北段运力大降；第二，晋东南百姓的信心被重新点燃，主动破路、断桥、藏粮现象激增；第三，八路军各旅在联合作战、夜间急行军、谷地分割围歼等科目上获得了实战经验。后来的黄崖洞、关家垴等战例里，都能看到长乐村模式的影子。

战后总结会上，刘伯承翻着缴获的日军地图，低声感慨：“山谷不长，教训够深。”旁人沉默良久，一位年轻排长脱口而出：“打得痛快！”室内哄然笑起，悲与喜交织，却无人忘记叶成焕等三百余名牺牲者的姓名。档案显示，当时386旅官兵伤亡率超过两成，但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代价换来敌军锐气的沉重打击，值。

纵观八年抗战，八路军敢于在兵力、装备相对悬殊的情况下寻机歼敌，长乐村即是典型范本。它告诉人们，战场上并非纯粹拼数字，地形、情报、时机乃至对手的傲慢，都可能成为致胜砝码。平型关的辉煌无需贬低，可若要评选一次战斗歼敌最多的纪录，长乐村无疑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