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报到那天,我差点当场动了手。
1988年9月15日,这个日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我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揣着退伍证和组织关系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去县公安局报到。一路上,我心里美滋滋的。二十四岁,部队待了六年,三等功立过两回,组织上安排我转业到公安局刑警队。
公安局的大门我以前骑车路过无数回,可从来没进去过。那天我把自行车往门口一停,整了整衣领,抬头挺胸往里走。传达室的老大爷问我找谁,我说来报到的,他就指了指办公楼二楼,说政工科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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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噔噔噔上了楼,敲门进去,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政工科的刘科长,我在转业安置时见过;另一个人背对着我坐着,正低头看报纸。
刘科长见我来了,站起来招呼:"小周来了?快坐快坐。正好,给你介绍个同事,以后你们在一个科室。老马,这是新来的周建国。"
那个背对着我的人放下报纸,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浑身的血"唰"地涌上了脑门。
是他。
马德明。
那张脸我做梦都认得——瘦长脸,三角眼,左边眉毛中间有一道疤。四年前,就是这张脸,笑嘻嘻地跟我称兄道弟,然后转头把我卖了个干净。
他也愣住了,脸色肉眼可见地变白,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可这慌乱只持续了不到一秒,他就恢复了正常,站起来,朝我伸出手:"你好,我是马德明。"
我死死盯着他,没说话,也没握手。
刘科长看出气氛不对,愣了一下:"你们……认识?"
马德明笑了笑,那笑容让我恶心得想吐:"不认识,可能是长得像某个人吧,是不是,周同志?"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疼得钻心,可我咬着牙,硬生生把那口气咽了下去。
"是,可能是我看错了。"我说,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
那天接下来的流程我都不记得了。填表、领办公用品、熟悉环境,我像一具木偶一样被人牵着走,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马德明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应该在监狱里吗?
事情得从四年前说起。
1984年,我在南疆边境某侦察连当兵。那时候战事虽然平息了,可边境线上不太平,时不时有越境侦察、埋雷破坏的情况发生。我们连的任务就是监视边境动态,必要时执行渗透和抓捕任务。
马德明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比我大两岁,入伍比我早一年。他这人嘴甜,会来事,跟谁都能打成一片。我刚分到班里的时候,他对我照顾有加,手把手教我侦察技术,晚上经常分我一半他的饼干,说"你小子太瘦,得补补"。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人心险恶,真把他当亲哥一样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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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秋天,连里接到一个任务:有情报显示,敌方在我方边境线附近设立了一个秘密观察哨,专门监视我方军事调动。上级命令我们连派人去摸清位置,小心行事。
那次任务,连长点了四个人:班长老李、马德明、我,还有另一个老兵刘大勇。我们四个带着装备,趁着夜色出发了。
任务执行得很顺利,我们很快就锁定了敌方观察哨的位置。可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我们被埋伏了。
那天晚上,我们按照预定路线撤退,走到一个山谷口的时候,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老李第一个中弹倒下,刘大勇掩护我们撤退,也被打中了腿。我和马德明拼死突围,跑了一夜,天亮时才甩掉追兵。
后来我才知道,老李当场牺牲,刘大勇被俘,关了三个月才被交换回来。那次任务成了连里的耻辱,可更让我想不通的是: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的撤退路线?
答案,半年后才揭晓。
1985年初,军区保卫处破获了一个潜伏在边防部队的间谍网络。其中一个落网的人,交代了他的上线——马德明。
原来,马德明早在入伍前就被敌方情报机构策反了。他以志愿兵的身份进入边防部队,一边当兵,一边搜集情报。那次任务,正是他提前把我们的路线泄露了出去。
老李的命,是他害的。
刘大勇被俘受的罪,是他害的。
而我,曾经把他当亲哥。
马德明被抓的时候,我正好不在连里,去师部集训了。等我回来,人已经被带走了。我只看见他住过的铺位空空荡荡,被褥都卷走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那之后,我经常做噩梦。梦里,老李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睁着眼睛问我:小周,为什么?为什么?
我没法回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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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马德明欠我们的,欠老李的,欠刘大勇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可现在,他就坐在我对面,穿着跟我一样的制服,成了我的同事。
我找了个机会,去档案室翻了马德明的资料。档案上写得很简单:1962年生,1980年入伍,1986年转业。没有任何关于他当过间谍的记录,甚至连个处分都没有。
怎么可能?
我又托人去打听,打听了一个多月,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