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温铁军等：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发展小农生态经济

温铁军等：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发展小农生态经济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式和内容也在发生变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转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化肥农药使用量持续减少，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实践证明，农业生态化转型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

乡村振兴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中央一号文件为什么明确以“推进农业‘三生’融合发展”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突破口？农业生态化转型会遇到什么阻力？像过去那样依靠规模化龙头企业还是主要依靠广大中小农户？发展专业化种植、养殖还是多样化种养结合？在各地方、各部门具体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这些问题需要辨别清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路径，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来制定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标准。

一、推进以农业生态化为前提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迅速恶化，自然生态到了崩溃的边缘。过去一段时间，在GDP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农业的发展理念也工业化、化学化了，主要目标是增加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投入以提高产量，强调的是农业的生产功能、经济功能，而忽视了农业的教育、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多种功能。

农业在中国一直是小农村社聚居于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有别于西方为了贸易由奴隶主推行的规模化生产的产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被动应对西方殖民化冲击，开始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工业立国成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以后，农业才开始被作为一种产业来对待——以这种产业化发展所能够形成的剩余，来支撑形成资本积累的民族工商业。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外出务工骤增，农村空心化显现，农村环境质量急剧下降，有的农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化肥农药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虽然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的人均占有量都排在了世界前列，但是农药化肥除草剂亩均使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低端农产品滞销问题日益显化。

进入21世纪，面对“三农”领域日益激化的矛盾，面对农业的严重不可持续，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从科学发展观到生态文明，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从两型农业到绿色农业……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明确指出：改变20世纪以来农业作为一种产业以及土地作为单一生产要素的状态，恢复农业的多功能性（例如，要求大中小学生参加农业劳动，就是发挥土地的文化教育功能，传承“耕读一体”的优秀传统），让农业重新成为广大小农在一定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条件下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农业的工业化、产业化不是常态，华夏农业延续了几千上万年的“三生合一”农业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这就是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方向的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农业生态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新的内涵和目标，即改变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发展思路和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方向转型，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农业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

二、发展小农生态经济促进农业生态化

农业的生态化转型首先要解决依靠谁的问题。农业的工业化、化学化伴生产业化、资本化，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产业资本进入过剩阶段，开始向农业农村转移，形成了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尤其是养殖业龙头企业。而养殖业的高度集中，带来了养殖废弃物污染和动物疫病等很多问题。

以养猪业为例，养猪业在我国历史悠久，约七八千年，猪为“六畜之首”，在畜牧业中占有相当比重。长期以来，养猪主要是为了农田的有机肥源，兼及满足农户自家肉食需要，卖猪肉的经济效益并不突出，“粮猪安天下”则是我国的古训。养猪扎根于千家万户，猪的作用是作为“人、猪、庄稼、微生物、土地”这个天地人闭环的一环，这样的传统农业不但自养而且养人，具有社会、生态正外部性。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发展，养猪开始脱离作为一个闭环的家庭经济循环，向专门追求卖猪肉经济效益的商品经济转化。随着农业产业化的深化，一些大的养殖企业发展起来，小规模养殖户越来越少，本来作为一体的种养殖被人为割裂开来，造成了严重的负外部性：庄稼秸秆没有猪牛羊吃，只好焚烧；大规模的猪粪尿不能还田只能排到沟渠成为污染源。然后再反过来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治理污染。此外，还带来本土猪种凋零、灭绝的问题：有机构做了一个调查，“1994年之前，中国土猪约占90%市场份额，此后被长白、大白等外来大型商品猪挤压，2007年，土猪市场占有率不超过2%”。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地方生猪行业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规模化、产业化“成绩卓著”。这种盲目照搬美国农业产业化模式（规模化养殖模式因其高污染已经被欧洲部分国家、日本、韩国等放弃了）的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导致全国的养猪格局严重失衡。二是农业面源污染超过工业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养殖的单一化、规模化一定程度上造成粪污无处转化利用，种植的单一化、规模化一定造成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两者都造成污染。三是非洲猪瘟、禽流感、芦柑黄龙病、苹果腐烂病等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要可持续，动植物要健康，就一定要深嵌在自然山水的纹理和自然变化的循环之中，符合天地人的闭环体系。如果这个闭环被打破，会引发食品安全、土地撂荒等一系列问题。

其实，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也没有统一模式。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逐步演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以美加澳为代表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大农场农业，因彻底殖民化形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形成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

第三种则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全程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相对稳定。

在严重的农业安全危局面前，如果采用资本集中的方式发展农业，借助产业资本大规模的、“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固然能暂时提高产量。但是，单一品类的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也就越大，表现为一方面会出现“倒奶”“菜烂在地里”“水果烂在树上”等现象；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然不能盈利，以追求资本收益为唯一目标的农业生产模式，一定会漠视其所造成的农民贫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要促进农业的生态化转型，就要改变一味鼓励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支持、引导广大中小农户成立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三变”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我国的乡村社会从根本上和西方社会就不一样，本来就属于东亚稳态社会。小农生态经济的可持续性和优越性，在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上已经得到证明，其之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一百年前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在其著作《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中有生动的描述和细致的分析。至今，我国仍然拥有小农村社制经济的基础：人多地少，有360万个自然村，2亿多小农户，非平原农业地区、山区和林区占国土面积80%以上。

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有的人认为现代农业是大机械、大面积、化学化甚至生物化的，但这是旧的工业时代的概念，中央早就强调开发现代农业多种功能，包括生产、就业、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小农户经营是几千年来历史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代表，其兼业化特征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方向相适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的内涵。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新阶段，要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从我们小农村社制的社会基因出发，重新认识农业生态化转型与发展小农生态经济的关系。

三、种养循环的小农生态经济是粮食安全的保障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必须尊重农业绿色发展的自然规律。农业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就是种庄稼会产秸秆，养畜禽就会排粪便，如果种养循环——秸秆喂畜禽、粪便肥田——就没有污染而且相互促进，如果种养分离，就会因秸秆和粪污都无处消化而变成污染源，还要有化学品投入产生更大的污染。尊重自然规律就要种养循环，鼓励广大小农搞家庭农场和庭院生态经济。

以种养循环农业为主的立体经济本来是数千年中华民族生存之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句谚语，即是我国农民世世代代所追求的富裕生活的愿望，也体现了种植、养殖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但过去一个时期，因为单一作物区划和满足城市过剩资本下乡主导农业的产业化模式，种养循环反而成为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种养循环农业，中央颁布的涉农文件中，多次提出“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大力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积极推广高效循环农业模式”，循环农业这一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农业就是典型的“粮猪型”循环农业，每家农户养几头猪种几亩庄稼，同时开展家庭工副业，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等有机物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在村社内部自然形成人-禽畜-作物之间简单的、不必依赖外界输入也可大体维持能量均衡的生态循环。这种“粮猪型循环农业”实现了社会、生态等综合正外部性最大化，从来不会产生规模化种植、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等环境的污染问题，粮食安全也有充分保障。

几千年来，养猪和种粮的良性互动是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经验，“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的古谚就是明证。上世纪90年代，个别地方出现“禁养令”这种极端的做法。“禁养令”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村畜禽粪便乱排放的问题，治理养殖污染是对的，但做法有些因噎废食，直接禁养畜禽等于断了部分农民的收入来源，农民不能养猪了也就不能种粮食了，与促进共同富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相矛盾。

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战略，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近年来，全球气候环境急剧灾变，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外部不确定性加大，居安思危，更应该突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以内部粮食生产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要稳定国内粮食生产，除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更要强化农民和市民相结合的粮食安全责任，构建起“在地化”的能够分担粮食生产风险和合理收益的城乡互助体系，贯彻落实党中央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鼓励城市资金人才下乡。现在，农村的“水、电、路、气、宽带”五通已经进村到户，意味着每个村都是一个开发区，都有了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硬件条件，成为市民创业创新的最好领域。城市资金人才下乡后，乡村人才振兴和生态振兴就有了强大支撑，农民的生态农产品就有了销售渠道，农村生活既不会造成污染，又充满自然情趣。

近年来，各地出现大量改革创新实践与陈旧制度规则发生复杂矛盾的新情况，亟待各地方、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政策要求的乡村建设行动中，加强对原有利益结构的调整，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不能再套用过去照搬美国农业模式形成的以粗放数量型增长配套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观念，不再是单打一的追求一产的规模化、二产的车间化，而是要追求符合国情的小农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外部不确定增强、环境灾变等交织在一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更加显化，粮食安全问题会更加突出。各级政府一定要居安思危，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只有将适度规模化、专业化的种粮大户与种养循环的生态小农结合起来，才是粮食安全的保障。

（载于《当代农村财经》2025年第10期）

【作者：温铁军、车海生、邱建生。其中 温铁军系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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