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连降十级，9年后向中央写下绝命书，后吞枪自尽

1949年5月27日，淞沪警备区在外白渡桥附近设立临时指挥所，夜色中一位面容清瘦的干部正在忙着调度情报，这人正是王范。解放军刚进城，上海街头还混杂着各色谍报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彼时，王范已在隐蔽战线上摸爬滚打近二十年，他熟悉每条弄堂的暗号，也记得敌台无线电的频点，那双不大的眼睛总能在迷雾里捕捉细节。部队首长一句评价：“王范盯着上海，敌特就不敢眨眼。”这话虽带夸张，却折射了组织对他的信任。

追溯到1927年，江苏如东的风声愈发紧，白色恐怖让不少同志转入地下。王范没走，他带着农民骨干夜里点油灯开会，八十余人挤在草棚里，讨论如何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在那座滨海小城里，这场会议像一簇火苗，日后却延伸为一条秘密交通线，把情报源源不断送往上海。

1930年春，他奉命抵沪，与中央特科建立联络点。戴着圆框眼镜、提着旧皮箱，他在法租界写下数百份敌情报告，其中多条直接送到陈赓手里。陈赓私下说：“这家伙是红色包打听。”玩笑背后是肯定——依靠王范提供的资料，特科成功清除了多名潜伏叛徒，挽救了数十名干部的性命。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32年，因叛徒告密，王范被捕。敌人把人吊在木方上灌辣牛奶、用电棍逼供，可他一句没吐。审讯室里灯泡烘得人发晕，他咬着牙想：哪怕死，也不能坏了组织。最终，国民党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判他十年。狱中五载，他靠读《资本论》、背党章度日，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统战政策下，组织设法把他接出了监狱，送往延安。

在延安中央党校，他三十出头，身子骨却像老者，瘦得连棉衣都撑不满。课余，警卫处让他协助调查一起可疑人员渗透案。短短两周，他查清对方底细，被主席点名嘉奖。此后，他留在保卫部门，形成了“多看一眼、多想一步、文件不过夜”的工作习惯，这也是后来治理上海地下特务网络的底气。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摊子大、外部势力多。1950年冬，华东局决定组建保卫处，首选王范担任处长。三个月内，他策划抓捕行动四十余次，破获特务团伙二十余个，缴获美制电台十七部。老百姓说：“弄堂口贴对联都没以前紧张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他也由此赢得“城市保镖”的外号。

1955年，他升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年底，一队来沪视察的干部与群众代表在南市礼堂座谈，毛主席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上海的包打听来了！”王范忙起身应声。“现在抓的不是敌特，而是法律漏洞。”他半句玩笑。主席笑，却又认真地嘱托他注意检察工作的政策性、准确性。

戏剧性的一幕在1958年出现。当时各地清查运动方兴未艾，上海也忙着“清案”。一次会议上，王范提醒：“可抓可不抓的，坚决不抓。”这句话被视作“右倾”，批判报告如雪片飞来，随后行政级别被连降十级，下放郊区公社。那年，他四十七岁，发际线猛然后移，公社宿舍的灯泡昏黄，偶尔有年轻知青好奇问他过去做过什么，他只摆摆手：“种过庄稼。”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震怒：“胡闹！王范是老同志，怎么能这样对待？”中央通知要求妥善处理。王范被调回市里挂职，但原职未复。身体倒无大碍，难的是心气：多年积攒的经验无法施展，他像离港的航船，无处落锚。

1966年秋，一场更大的风浪席卷而来。两派群众在检察院大楼前对峙，王范作为“旧保卫干部”被揪出批斗，脖子上挂着木牌，字迹粗黑刺眼。有人要他写检查，他写下“工作失误”四字，被骂“态度恶劣”。紧接着，家门被贴上封条，儿子被迫交代“父亲历史问题”，家属院的梧桐叶落得格外匆忙。

1967年初，他辗转到北京，想面见主席申诉。陈毅得知消息，跑去军委大楼多方打听。陈毅安慰他：“老弟，急不得，总有说理的那天。”遗憾的是，直到三月初，王范仍没能获得正式接见。被暂停通行证后，他只能带着一摞材料返回上海。

回沪当晚，他伏在小书桌上，写给中央的信只有217个字，没有眼泪，也无抱怨，主要请求“厘清历史功过，还同事以清白”。末尾署名，庄重而决绝。随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手枪——那把缴获于1949年虹口仓库的勃朗宁，曾伴他夜巡弄堂，如今却被用作了解脱的工具。枪声很轻，邻居以为是灯泡炸裂。

王范去世后，家人被要求“不对外声张”。岁月静止般停滞。1978年4月，中央发文，“王范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错误批判，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文件发到上海那天，他生前战友握紧被角叹息：“他等这张纸，等了整整十一年。”

王范生前留下的公文、口供分析、庭审笔记，现已移交市档案馆。纸页泛黄，却仍能看出工整笔迹。历史不会遗忘那些沉在水底的功劳，也不会忽视一次次无端的贬斥。有人说他的结局“太烈”，也有人说“这是条汉子做出的必然选择”。无论评价如何，一个清晰的事实摆在那儿——在最黑暗的年月，他用命维护了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哪怕代价是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