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中方代表被赶出会场，两年后带军舰杀回南极，西方一片哗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会议中心里，随着一记木槌的重重落下，这清脆的声音比耳光打在脸上还要让人感到疼。当时在场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他们其中有的低头假装看文件，有的嘴角在偷笑，眼睁睁的看着中方代表收拾桌上的文件离开会场。那一刻，门里是决定南极命运的“分赃大会”，门外却是谁也无法忍受的屈辱。但他们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当初被赶出会场的男人，转头就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大事。那时候的中国，虽然已经贵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在南极这个圈子里，地位是十分尴尬的。因为咱们签了《南极条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缔约国”，这听上去感觉还不错，但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听众席”而已。按照圈子里面的规定，你在南极没建科考站，你不属于“协商国”。说得难听点就是开会你得交钱，干活还得交钱，但到了需要做决策的时候，你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那次在堪培拉的第12次会议，现场的气氛十分诡异。在前往会场参会之前，郭琨带着司马俊、宋大巧兴冲冲地去了，包里装着的是足足准备了3个月的资料，想着终于能代表中国发声了。走进会场他们才发现不对劲，其他国家代表的桌子上，厚厚的文件堆的像座小山似的。可咱们国家的席位桌上就几张薄薄的日程表，这样的干净并没有让人舒坦，反而让人心慌。郭琨当时就去找主办方理论，问为什么只有我们没有核心资料。对方那个眼神，就像看乡下穷亲戚进城一样，满是不屑的回了一句：“那是协商国才能看的秘密资料，你们没资格。”然而最让人愤慨的是最后环节，进入到表决投票环节时，全场的空气突然就安静了。因为在表决之前，他们就对我方人员下达了“逐客令”：“接下来的议程属于协商国内部事务，请非协商国代表离席，去外面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说的好听是让去喝咖啡，就是让咱们滚蛋。郭琨他们三个，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着头皮站起来，只能收拾东西往外走。随着身后那两扇沉重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直接剥夺了中国的表决资格。

站在走廊外，听到门内传出的阵阵掌声和议论声，像针一样扎在耳朵里。那一刻他才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国际丛林里，没有实力，你就是一团随时可以被视而不见的空气。也就是从那时起，郭琨对着那扇紧闭的大门暗暗发誓：就是拼了自己这条命，也要把中国自己的南极站建起来。回国后，郭琨就把这些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交到了当时时任国家海洋局局长的罗钰如手中，罗钰如看后那心里堵得慌。因为它很清楚，南极有多重要，那底下埋着的是全人类最后的资源宝库，石油、煤炭、贵金属，什么都有。要是现在没机会参与，等到这块“大蛋糕”被他们分完了，我们连个碎渣渣都捡不到。于是一场重拾尊严的行动开始了，不惜一切代价建立南极科考站长城站。1985年10月，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圈子还是那个熟悉的圈子，会场坐着的还是那帮傲慢的洋人。但这一次和以往不一样了，郭琨再次走进了会场，这次他满怀信心，昂首挺胸走进了会场。

不再像上次那样唯唯诺诺，而是直接走到了主席台前，把厚厚一摞资料用力地拍在桌子上。那是包括照片在内的长城站全套资料，还有大量详尽的科考数据，还有那部记录了中国人如何在45天内创造奇迹的录像带。就在大家还想像上次一样嘲笑咱们的时候，中国用实力和事实让现场所有人沉默了。那些曾经要把中国赶出去喝咖啡的代表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上那面在风雪中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那些在冰的海洋里一根根插钢管的中国军人。此刻的他们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不屑，而是充满了敬佩。这是实力，是中国人的骨气。按照《南极条约》的规定，有了实质性的科考活动，建了站，咱们就有了协商国的资格。这次的表决，没有任何悬念，26个协商国代表，一致举手通过。当话筒那头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声音时，郭琨紧紧握着手里的表决牌犹如千钧重。因为这块牌子，是用591名勇士的命，是用那45天冰天雪地里的血汗换回来的。从那一刻起，再也没有谁有资格说出那句：“中国代表，请出去喝咖啡。”今后南极的事儿，只要中国不点头，谁都别想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