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3岁高龄的黄维在方志敏墓前失声痛哭：方大哥我对不起您

1924年初春的上海外白渡桥仍笼着薄雾，一辆从南昌来的轮船刚靠岸。船舷边，黄维紧了紧旧呢大衣，手里攥着刚领到的黄埔军校报名表。那一天，他与同乡方志敏在码头短暂相聚，又匆匆分道：黄维北上广州候考，方志敏折返江西继续秘密工作。这一次转身，竟成为生死永诀的开端。

黄维在广州顺利通过复试，编入黄埔一期第二队。同班同学里有郑洞国、周士第，也有老乡桂永清。课堂上，战术图纷繁复杂，学员们腰板挺直，大声背诵科目名称。课余时，黄维偶尔会拿出那张上海合影发呆——照片里，方志敏站在他左侧，笑得爽朗。黄维暗自嘀咕：“不知方大哥在忙些什么？”

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后，很快投身发动弋横起义，随后创建革新根据地。1925年，他已是赣东北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夜深人静，他给黄维写过一封信： “愿各为其志，终有所成。”信件没等寄出便被转移匆匆遗失，黄维永远没见过那行潦草却坚定的字迹。

时间拉到1935年1月29日。赣北山区寒风凛冽，方志敏左臂中弹仍掩护部队突围，最终陷入重围被俘。南昌看守所里，他拒绝蒋介石三次劝降。传说那天深夜，蒋介石离开监房时自语：“可惜了。”八月六日，方志敏高呼口号赴刑场，年仅三十六岁。

彼时黄维已以第十一师团长身份在前线奔忙。中央日报简讯里“方志敏就戮”几个字并未引起他的注意。军令如山，他整日穿梭阵地，根本无暇回想旧日情谊。战争把两人的命运推向完全相反的轨道。

抗日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1948年11月，淮海战役中黄维率第十二兵团被围于双堆集。枪炮声昼夜不息。包围圈愈缩愈小，他和胡琏各揣一包安眠药，打算万不得已同归于尽。“别让共产党抓活的。”胡琏咬牙说。结果胡琏突围，黄维被解放军缴械。抓捕瞬间，一位战士察觉他拿药动作，猛扑过去夺下药瓶。黄维眼前一黑，跌坐在泥水里，听到对方轻声一句：“活下去才有机会改错。”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大铁门在1949年底为黄维缓缓拉开。检查身体时，医生皱眉：“肺、肠、肾皆有结核，得先治病。”住院期间，护士日夜值守，甚至腾出伙食配给里的肉票为他加餐。此情此景击中了黄维的防线。他暗想：“昔日口口声声 ‘共匪’ 的人，如今对我这样？”疑惑、羞愧、动摇，一股脑冲上心头。

1956年，全国经济困难愈显。许多管理所警卫自己一天只有半碗稀粥，却仍想方设法给重症战犯加营养。那一年冬至，警卫班长用仅剩的鸡蛋做了一碗羹，端给病床上的黄维。黄维握勺发抖，低声说：“我……欠新中国的，太多。”班长只是摆摆手，“把身体养好，多读书。”

接下来十余年，黄维一面治疗，一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自我检讨写了厚厚两册。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他失之交臂，只在礼堂默默鼓掌。1975年12月，国务院签发最后一批特赦令，黄维名列其中。那天他在宿舍站立良久，随后关门落锁，号啕大哭。旁边狱友听见抽泣声，也不忍惊扰。

1977年10月初，江西微凉。他与女儿黄慧南乘列车抵达南昌，先去了革命烈士纪念馆。翻开名录，方志敏三个大字赫然在目，黄维手指停顿数秒。女儿低声提醒：“爸爸，走吧。”黄维摇头，“我要去梅岭。”

梅岭山麓松柏森然。烈士墓前，碑石上“方志敏烈士之墓”八字遒劲。黄维缓缓跪下，手抚碑座，满头银发被秋风吹得凌乱。他哽咽开口：“方大哥，是我黄维……我成了你最痛恨的敌人，我……愧对当年求学同窗。”话未完，泪水早已模糊视线。

良久，他扶着碑角站起，望着远处层层山峦，自语：“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条命，我会把余生还给人民。”女儿上前搀扶，他摆手示意还想多待一会儿。午后阳光斜照墓园，落叶簌簌，地面金黄。黄维弯腰拾起一片枯叶，轻轻放在碑前，像是交还一抹迟来的歉意。

傍晚时分，父女俩沿着石阶一步步下山。回首处，只剩苍松翠柏簇拥的墓碑在暮色中沉默。黄维放缓脚步，右手按着胸口低声说：“方大哥，黄维告辞了。”话音被风吞入山谷，再无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