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及其中国意义

吴熙

北京科技大学

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

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院长

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及其中国意义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者 | 吴熙、潜伟

责任编辑 |政光景

长期以来，技术维护活动的重要性为技术创新活动所遮蔽，相关的社会学研究少有开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质能动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等为技术维护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学者对技术维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其中的创新、伦理、权力、性别等议题，揭示出技术维护是技术创新的“对蹠体”，有助于全面反映技术活动的本体结构及社会学意义。当代中国已建成庞大的物质技术系统，其健康运行离不开科学维护，因此相关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

与物质生产和技术创新行为相比，人类对既有物质环境的技术维护往往隐而不显，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认为技术维护是一种既有规则和秩序之下的重复性行为，缺乏挑战性和创造性。然而，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日常技术实践告诉我们，技术维护是物质生产的前提，是技术创新行为的母体，忽视技术维护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将带来认知上的盲区和行为上的盲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在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物质转向”，学术焦点从以人类为中心的主体间活动逐步转向“人类—物质”的结构性纠缠活动，而技术维护活动所具有的社会—物质双重性为“物质转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在此背景下，技术维护活动开始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域。

从拉图尔（Bruno Latour）、阿克里奇（Madeleine Akrich）等学者的奠基性工作开始，有关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迄今已数量可观。本文旨在梳理近30多年来国外学者在技术维护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对之进行反思和评析，为尚待开发的国内同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并进一步阐明中国语境下技术维护研究的本土意义与潜在议题。

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虽然已历时三十余载，但是鲜有学者对“技术维护”进行严格的社会学界定，有关研究多在常识意义上选择使用“maintenance” “repair” “care”等词汇。“maintenance”的基本含义是“维护、保养”，用于描述技术物及其系统进行预防性、常规性和总体性操作以保持其正常状态，且多在与“innovation”相对的意义上使用；“repair”的基本含义是“修理、修复”，用于表示具体技术物发生故障时进行的补救性行为，具有响应性、随机性和局部性，多在与“break”相对的意义上使用；“care”的基本含义是“护理、照料、关怀”，用于刻画通过持续的关注和投入来促进技术物的良好运行，具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在人和技术之间引入了“责任—伦理”维度。可以看出，在用于技术物时，上述三个词汇的差异是明显的，但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保持技术系统正常运转以发挥其预期功能的含义。从上述词汇的基本含义和使用语境出发，本文以“技术维护”为主题词来讨论发生于技术实践领域中的“maintenance”“repair”“care”行为，这一方面能够涵盖相关主要议题，明晰研究对象和领域；另一方面也对应了中文语境中的“技术创新”主题，回应了中国当下的重大社会关切。为了便于下文展开，本文在参考产业界对“maintenance”的定义的基础上，对“技术维护”作出如下界定：人类为保持某种物质—社会秩序而进行的维持性和增进性技术行为，这些行为以既有的技术知识、物质手段和社会规范为前提，但同时也生成了关于技术、环境和使用者的独特知识和方法，并影响到技术的优化、更新、推广和迭代。这一界定与常识并不冲突，只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了延伸性说明，以便与下面的研究建立必要的关联。

二、技术维护研究的理论逻辑

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性的技术创新所造就的物质体系占据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绝大部分物理空间。从这一点看，技术创新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的研究对象。但学界关于结构与能动性理论的探讨表明，技术创新并不可以脱离原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它必须以弥补或超越原有技术体系的不足为目标，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行再创新。马克思曾说：“人类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是这一切并不是随心所欲而为之的；他们并不是在自我选择的环境下创造历史”（马克思，2012：66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充分肯定，并给予了更详尽的阐发。吉登斯（1998）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提出了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原理，指出结构与行动并不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而是一组相互伴生、互为前提的概念，即：个人行动既维持着结构，亦改变着结构；结构给予个人行动以目的和手段，同时赋予个人行动以意义。布尔迪厄（2017）在《实践理论大纲》中指出，社会结构为个人行动赋予了可换位、可持续的倾向性，但个人实践却需依靠个人的“即兴创作”来完成，而具有个体创造性的即兴实践，总是趋向于复制最终产生了实践的客观结构。吉登斯与布尔迪厄的理论表明，人类能动性并不总是表现为与现有社会结构的对抗，也不总是创造出新的社会现实，它同样具有维持既有社会结构的功能。

吉登斯与布尔迪厄的理论为技术维护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然而他们的研究缺乏直接面向技术实践的理论构建。针对技术维护活动的理论是由科技史、科技哲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以下简称STS）的学者们来完成的。吉登斯与布尔迪厄的“能动性”与“结构”主要指的是人类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然而持续三十余年的“物质转向”研究表明，物质也具有能动性，社会由各种人类与非人类因素（其中包括物质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意义构成，所有人类和非人类都应当被视作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要素。物质和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共轭结构关系被称为“社会物质性”（sociomateriality）（Orlikowski,2007），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客观性，是多种因素参与建构的结果。关于社会物质性的理论多种多样，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该理论明确把“物”作为社会学的合法研究对象，消弭了传统社会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对立，用包括“物”在内的异质行动者的“实践建构”取代了“社会建构”，创立了一种旨在追踪行动者网络的“联结社会学”。在ANT的早期发展中，拉图尔并未意识到技术维护行为所蕴含的田野价值，尽管他记录了大量实验室相关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的日常维护与维修工作，但他在其《关门社会学》一文中执着地将技术物正常运转时发生关联的各行动者群体当作该技术物运行的全部社会图景，这使得他刻意忽略了因技术物非正常运转而产生的社会失范现象(Johnson,1988)，更没有顾及技术维护中所关涉的众多“隐形”行动者。针对这一点，斯塔（Susan Leigh Star）作出了批判：“没有任何分析上的理由将维护和少数受歧视的人口阶层放在一边” (Star,1991:42)。

后ANT（post-ANT）时代的学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所弥补。贾扎布科夫斯基（Paula Jarzabkowski）与平齐（Trevor Pinch）在社会物质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物质的三种研究议程：重新调整用途（repurposing）、重新编写使用程序（reinscripting）、修复（repairing），简称“3个R”(Jarzabkowski & Pinch,2013)。他们指出，前两个“R”囊括了社会物质性理论研究的大半议程，此两种议程的研究对象大都为物理结构稳定的技术物，它们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相对清晰。然而，“不稳定”的技术物占据了人类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人类不得不为此而重复劳动。这意味着对物质的研究不能仅专注于已完成的社会活动上，还需要将目光放在那些未完成、甚至永远不能完全完成的社会活动上，这就是最后一个“R”——修复。环境中的物质材料为修复者提供了多种行动的可能，若要完成修复任务，修复者须依靠自身经验，将损毁物与周边环境进行广泛关联，这时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被背景化的物质材料就会凸显出来，呈现更基础的技术与社会的结构特征。

在一本2020年出版的集中介绍“第二代”ANT学者工作的书籍中，丹尼斯（David J. Denis）总结了拉图尔之后学者们对“维护和维修”所作出的贡献（Denis,2020)。他认为，对于早期ANT研究而言，后ANT时代以“维护和维修”为主题的研究主要取得了两项成就，一是打破了技术故障状态与常规状态之间的对立模式，二是重新考虑物质性（materiality）在ANT中所处的位置，将它们作为“抗拒的东西”（that which resist）来看待（Denis,2020)。针对第一个问题，丹尼斯指出，ANT关于封闭技术物的普遍隐喻加剧了技术故障与常规状态之间的对立——“黑箱”一词颇为典型，该词在遮蔽技术内部结构的同时也预设了技术正常运行的稳定性。在这一隐喻下，聚焦技术变革事件几乎成为探索技术物的社会技术深度（sociotechnical depth of technologies）的唯一方式。但技术维护研究表明，技术既不会完全发挥它应起的作用，也不会完全出现损坏，技术物的日常运行需要持续地投入时间和精力。当技术物被维护时，各方技术参与者得以进入到该技术物内部，打破技术原本封闭且不透明的状态。对于第二项成就，丹尼斯指出，在ANT的早期应用中，学者们通常以物质日常运行中的“稳定性”为前提展开研究，但技术维护研究表明，物质的“脆弱性”（fragility）才是物质的正常属性(Denis,2020)。使“脆弱的”物质能够稳定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物质生态（material ecology）进行持续探索的过程(Denis,2020)。技术维护实践没有严格的处理程序，没有统一且稳定的物质知识体系，绝大多数的技术维护实践都是即兴创作（improvisation）的。对物质生态的探索同时也意味着与物质进行多维度的“沟通”，该过程恰恰符合了ANT对人类与非人类一视同仁的理念，为当今的技术维护实践提供了更加宽广的思路。

除科技研究领域外，社会学中的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也经常被技术维护研究借鉴引用。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及其追随者们通过追踪调查对象的话语记录，力图表明社会秩序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是时刻需要维护的而非一劳永逸的(Sacks et al.,1974)。在这里，笔者不准备对常人方法学中备受争议的行为者意图至上倾向进行评判，但可以确定的是，加芬克尔等人将社会秩序看成是动态且持续的看法深刻影响了技术维护研究传统，他提出的话语修复机制与话语追踪法契合了技术维护研究所重视的物质修复方法与物的全生命流程追踪。因此，作为技术维护研究的方法论来源之一，我们有必要对常人方法论给予重视，充分挖掘其学术潜力。

三、面向实践场域的技术维护研究

虽然有关技术维护的研究在STS、科技哲学以及科技史领域中很早就有了一席之地，但目前为止，该研究领域还处于融汇众流的发展壮大期。除了上述基础理论的进展外，众多学者也从各自学科背景出发对技术维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机器设备、大型基础设施、数字通信设施、消费品、文化遗产等多种技术维护的实践场所，由此揭示出来的人、机、技、物、事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及其衍生问题极大推进了技术维护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一）关于机器设备的技术维护研究

阿克里奇为早期的技术维护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起，她就关注技术在不同环境之间的转移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维护实践。例如，在对一个村庄的天然气发电设备的研究中，她展示了一项来自法国的技术在当地遭遇的“水土不服”现象(Akrich,1993)。通过追踪这个在当地极具争议性的项目进程，阿克里奇指出，天然气发电设备失败的操作手册、人员培训，加之这台机器对技术环境的挑剔要求，导致该设备在日常运转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非预期的表现。而在后期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尝试与天然气发电设备进行一系列“沟通”并做出“妥协”（例如尝试使用干燥度不那么高的木材），但机器并没能很好地响应，继而造成了更大的失败。天然气发电设备在当地失败的维修保养活动甚至改变了机器制造商对这台设备的定义——在官方文件里，该设备从一台“成功的新型设备”变成了一台“尚在研发中的设备”。阿克里奇认为，该事件说明了我们不能先验地区分什么是技术性的因素、什么是社会性的因素，实质上这二者难以区分。只有各方参与者在“人和技术物之间建立稳定的和有共识的技能和责任分配”的前提下，创新才能成功。

奥尔（Julian E. Orr）考察了复印机维修人员的工作环境、服务程序以及人际关系，并编写了一本民族志(Orr,1996)。他着重记录了维修人员、机器与客户之间的三角关系，重点描绘了三方的互动过程。现场维修人员采用由经验性知识组成的系统诊断方法解决机器问题并进行修理，同时将机器反馈的问题解释给客户听，并提醒他们改变原来的使用方式。此外，他将分析焦点放在了现场维修人员的职业文化上，指出维修工作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因为机器损坏的方式五花八门，维修者的经验技能各不相同，他们的职业认同与知识储备来自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特定“职业社区”内的故事分享。这种以维修人员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促进了后续研究中对维护工作者群体的专项研究。

如果说阿克里奇受到了早期ANT的桎梏，其案例研究依然未能摆脱充满技术争议的技术失败时刻，那么，德莱特（Marianne de Laet）与摩尔（Annemarie Mol）则向我们展示了一项成功的技术是如何被技术维护工作所定义的(Laet & Mol,2000)。两位作者选取了津巴布韦“B”型布什泵为研究对象，这种泵构型简单、材质易获取，在津巴布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研究发现，该泵设计者将可维护性视为重点：水泵的安装过程与本地风俗习惯相结合，使得其组成结构在当地人尽皆知。组成水泵的材料并不是最坚固的材质，而是相对脆弱但易于更换的材质。多变的水泵安装方式使水泵不必恢复原样就能正常工作。在文章中，作者把水泵比喻为一个“流动的物体”，并称它“比一个坚固的物体更坚固”，以彰显其优良的环境适应性。

关于机器设备的技术维护研究多聚焦于技术在不同场域中的再定义问题，即技术在不同使用场景中通过技术人员、用户、设备、资源间的互动协商不断重塑其结构与功能，从而呈现为一个在维护中被持续建构的过程，而非既定不变的客体。

（二）关于大型基础设施的技术维护研究

对大型基础设施维护活动的相关研究起源于托马斯·休斯（Thomas P. Hughes）对复杂大型社会技术系统的早期研究工作（Hughes，1983），而鲍克和斯塔首次正式呼吁了对基础设施的日常运行与维护进行研究(Bowker & Star,1999)。

乌雷塔（Sebastián Ureta）响应了这一呼吁，并对前人的技术维护研究进行了反思(Ureta,2014)。她对智利圣地亚哥公共交通系统的改革项目进行了跟踪调查，并运用福柯的权力观对这一项目过程作出了解读。她指出，过去的技术维护研究通常将修复行为浪漫主义化，修复被普遍认为是好的、有价值的，应该受到赞扬与保护。但她认为，修复也有其“黑暗面”，这种“黑暗面”即“修复的规范化”（repair as normalization）。技术维护活动致力于将正常社会技术系统的失败部分调回至正常状态，而福柯将“正常”称之为“古典时代末期的伟大权力工具之一”，因此技术维护的最终目的通常不仅仅是改善系统，而是集中维护某种权力。

乌雷塔将大型基础设施维护解读为维护权力的做法影响了巴恩斯（Jessica Barnes）。巴恩斯调查了埃及水利灌溉系统，并将研究焦点放在了国家对灌溉基础设施维护行为的决策过程上(Barnes,2017)。她指出，埃及对灌溉基础设施的官方维护不仅清除了不利于灌溉的自然因素，还纠正了农民对水利设施做出的“破坏”（比如使流向自家的水资源更充足）。一方面，该过程的执行宣告了埃及官方对灌溉系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另一方面，农民对灌溉设施的私人维护促进了农民之间的社区关系，不断的私人协商使农民在面对国家时利益高度一致。因此，“杂草堵塞的运河、坍塌的河岸和淤塞的沟渠”不仅仅是水利设施维护人员的工作场所，也成为国家和农民之间进行权力协商的关键场域(Barnes,2017:15)。

关于大型基础设施的技术维护研究多关注技术系统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揭示出宏观社会场景中公平正义、权力结构、利益博弈等问题与技术活动息息相关，“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往往是社会治理的一体两面。

（三）关于数字设施的技术维护研究

近年来，有关数字基础设施技术维护的研究案例显著增多，这一现象与数字媒体研究领域兴起的“物质转向”密切相关。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应用，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支撑数字系统运行的维护工作被“隐形化”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和斯里夫特（Nigel Thrift）在数字设施方面的研究体现了这一点。两位作者以2003年8月14日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出现的灾难性停电事故为例，指出了数字世界中电子系统对电气系统的高度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政治与权力的问题(Graham & Thrift,2007)。他们认为，数字网络并不虚幻，它由巨大的物质性电力系统构成，该系统需要大量持续的维护工作，学者们对数字网络的研究不应脱离其依赖的基础物质环境。

格雷厄姆通过对“停电”的社会学研究首次将虚拟网络与基础物质环境联系了起来，但美国总体发达的网络设施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地域信息技术发展差异化的问题。杰克逊（Steven J. Jackson）拓展了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维护研究，并完善了格雷厄姆在权力、道德以及经济问题上给出的解答(Jackson et al.,2011)。杰克逊实地调查了在纳米比亚卡万戈地区（Kavango）实行的一项数字设施普及计划，旨在揭示技术维护行为在信息技术发展流程中的四个关键场所：技术差异所在地、创新场所、权力场所以及可持续发展场所。他指出：“所有的功能系统都是相似的，所有坏掉的系统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坏掉”(Jackson et al.,2011:84)。隐藏在数字设施中的技术维护行为展现出了高度地域化的特征，这也是各地数字设施发展呈现高度差异化的原因。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理论使得维修与维护工作成了当地数字技术创新实践的重要场所，因此在卡万戈，新兴的硬件市场与维修店铺在当地最为赚钱。杰克逊认为，维护与维修是社会权力运行和影响最明显的地方，卡万戈地区高度不稳定的数字终端使当地的维修从业人员地位升高，纳米比亚的国家政策规定使得当地的数字维修行业永远无法离开本地。

在消费文化影响下，数字产业的技术发展总是遵循消费逻辑而非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半导体产业发展定律，由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于1965年提出，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每18~24个月增加一倍，性能随之提升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所安排的“计划性淘汰”不仅产生了数量空前的电子垃圾，还使得“过时”却依然能正常运转的电子产品产生了大量的经济与道德成本。例如通过对巴拉圭的儿童普及电脑计划以及美国加州公共设施维修点的调查，罗斯纳（Daniela K. Rosner）发现数字产品设计师并没有把发生故障和解决故障的流程提前“编写”进数字产品的使用“脚本”中，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故障的产生是由物质、基础设施、性别、政治等社会因素随机决定的(Rosner & Ames,2014)。又如克鲁克斯（Roderic N. Crooks）对洛杉矶南部低收入社区的调查则更加证实了数字硬件设施维护的复杂性，他指出单为这些社区提供数字技术并不能助其获益，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这些数字技术的后续运维成本，继而受到了技术提供方的道德指责(Crooks,2019)。维修与维护活动产生的成本与道德问题，只有在技术各参与方共同评估协商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计划性淘汰”，相比数字硬件设施，当今的数字软件技术反而亟需维护。由于服务器的存储空间有限，无数的虚拟信息在软件频繁更新的浪潮中被淹没。法曼（Jason Farman）通过研究iPhone手机的定期更新问题，指出技术维护工作在数字时代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软件的维护与修复，这是因为软件信息通常被保存在数字终端的外部服务器上，导致许多虚拟信息无法避免数字终端的“计划性淘汰”，即强制更新(Farman,2017)。许多公共或私人信息凭空丢失，而这些信息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也因此被否定或遗忘。

关于数字设施的技术维护研究表明，信息技术与传统技术共享着物质性根基与地方性实践的社会本质，其构建的虚拟空间在拓展人类生存维度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生成新型社会问题的源头。

（四）其他领域的技术维护研究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角度看，除了生产、保障、流通、服务诸环节外，技术维护行为还大量存在于消费环节。格雷格森（Nicky Gregson）等人(Gregson et al.,2009)指出，消费环节的技术维护实践形塑了家庭消费文化形态。通过对英格兰东北部三个家庭的人类学调查，他们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家庭中消费品维护的实践层次与家庭价值体系相联系，维护方法的差异化与消费品在家庭内部位置的转移都反映了家庭中价值体系的组成方式；二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维护实践方面具有不同的能力，家庭内部成员在物品维护能力方面的差异化影响了家庭生活的社会秩序，并且塑造了家庭独有的消费文化；三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维护方面的实践对于消费的元实践（meta-practice）有着重要意义，消费品维护实践不仅构成了消费品的社会生活，而且驱动了消费文化的演进。

在现代产业技术活动之外，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技术维护领域，如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对于考古学和文物与博物馆学来说，从历史遗存物中揭示古代人文与科技信息并尽最大可能地对遗存物予以保护是其基本任务。德西尔维（Caitlin DeSilvey）对遗产地的保护与修复理论进行了有趣的探讨(DeSilvey,2006)。她在对蒙大拿州一个废弃宅基地的考古调查中发现，遗产的物质属性蕴含了两层定义：一种是人工制品，另一种则是生态制品，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会在古代人工制品上留下种种痕迹（如风化、侵蚀、病虫害等），这些历史痕迹侧面反映了文物所处环境的生态变迁过程，而文物工作者在修复文物时须择其重点，有选择地保留一些生态痕迹。这正是丹尼斯（David J. Denis）所提到的，对物质进行技术维护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物质生态进行探索的过程(Denis,2020)。德西尔维呼吁人们拥抱物质的易变性，在物质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进行合理协调。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述及技术维护研究的每条实践进路，不过有一本出版于2019年的书——《维修工作民族志》（Repair Work Ethnographies）值得关注(Strebel et al.,2019)。该书由斯特雷贝尔（Ignaz Strebel）、博威特（Alain Bovet）、索马尼（Philippe Sormani）共同编篡(Strebel et al.,2019)。该书源自于2014—2016年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召开的一系列技术维护研讨会，书内精选了十二位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案例并探讨了与技术维护研究相关的诸多问题，如物质性、知识流通、权力博弈等(Strebel et al.,2019)。尽管奥尔在1996年已经对复印机维修人员做了开创性的民族志记录(Orr,1996)，但仅将维修工程师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学研究并不足以体现出技术维护行为的内在关联与社会意义。考虑到近些年来学界在拓展物质能动性理论和物/人关系范畴等方向颇有成效的进展，《维修工作民族志》将技术本体研究与特定社会群体研究相结合，对当前的技术维护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四、技术维护研究的若干主题

技术维护领域是技术本体与社会有机体的结合部，在此交叉领域，诸多社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上述实证研究的主题旨趣呈现多元化特征，包括创新、伦理、环保、教育、安全、隐私、心理、风险、性别、遗产等主题。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传统理论较为关注的创新、权力、风险、伦理、性别等五个议题。

由于创新与维护的强关联性，创新主题在技术维护研究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技术维护的实践进路表明，技术维护对创新的促进/制约作用可以在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微观层面上，德莱特与摩尔的研究表明，一个适宜的技术维护策略可以优化甚至决定当地的技术创新环境，技术的可维护性在新技术的普及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可以降低新技术因故障导致的各种风险，在公共安全领域，它甚至是决定一项新技术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Laet & Mol,2000)。在宏观层面上，新技术的传播需要经历本土化的过程，而当地的技术维护水平是影响新技术本土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与大众认知相反，受制于发明专利、外资管控等市场壁垒，关键核心技术知识并不能随着新技术的扩散而扩散，首先得到扩散的往往是技术维护知识。技术维护知识以实践为导向，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容易适应当地社会环境，是新技术与不同地域环境之间的“润滑剂”与“着陆点”（Brandon,2020）。拉塞尔和文泽尔的研究表明，由于技术基础、教育水平、政治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国家/地区的技术维护能力水平也呈现参差不齐的状态，这些差异化的技术维护行为造就了以地域为标志的多种技术创新路线(Russell & Vinsel,2018)。这一点在当代国际技术创新路线差异化发展方面有大量事实支持，例如中国的基站与美国的“星链”、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等。

技术维护行为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响应了福柯的权力观与ANT。前文曾提到，技术维护同时维持着物质秩序与社会秩序，亨克（Christopher R. Henke）的研究表明，这两大秩序的沟通节点在于人类本身，人类通常以物质代理者身份发挥物质的能动性，那么权力通常也就包含在人与人之间的协商过程中，并涉及算法、基础设施、社会符号等多种社会情境(Henke,2014)。可以看到，技术维护并非纯粹是被动的行为，它具有权变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权力既可以迫使维护遏制创新，亦可以通过维护催生创新。在数智时代，技术维护的权力问题日渐呈现新的社会形式。算法是数智时代的核心要素，若要维持算法机器正常运转，就离不开海量、廉价、易获取的数据（周辉，2019）。算法工程师利用海量数据，不断训练、完善算法模型的运行逻辑，这一技术维护过程严重加剧了信息茧房、认知差异、算法歧视等问题。在维护算法的过程中，算法工程师作为行为主体甚至控制不了算法的未来走向，人类对技术的控制权被严重削弱；相反，算法不仅能够影响人类的行为及认知，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参与塑造人类的认知过程（赵璐，2022）。技术维护产生的影响被互联网消费者的认知碎片掩盖，人类自主性在这一过程中被明显弱化。

控制风险起因、消除风险后果是技术维护的目的。面对技术创新、技术异化所带来的重大科技风险，合理的技术维护正是有效的应对手段之一。当今世界，扩大化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多种自然灾害以及老化的系统性风险（Caputo,2020），网络技术的兴起带来了严重的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Vinck,2019），生物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超级细菌”“超级病毒”等威胁。技术风险始终伴随着技术进步，但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其实就是将不可控的自然风险转换为可控的技术风险的过程。技术是人类应对自然风险的有力工具，而技术维护则是人类应对技术风险的可靠手段，当人类的技术创新能力远远领先于技术维护能力时，其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可能会远超人类想象（Juma,2016）。近年来，关于技术创新风险的警告声音越来越大。有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正在通过制造能力差距和失业来威胁社会的根本结构——它所引发的群体失业总量比它能创造的就业岗位要多，从而出现了一系列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Juma,2016）。通过检视、连通、调整等机制，技术维护工作可以及时发现技术应用范围内的边缘地区、边缘人群，并通过合理的技术维护降低这些人群的边缘化程度（Howe et al.,2015）。

随着技术成果的大量涌现，技术维护行为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吉尔斯匹（Tarleton Gillespie）等人认为，技术维护行为中内含着“一种古老关系，即相互关心和责任的伦理”，一切行动者对网络内的其他行动者都负有基本的道德与伦理责任，这超出了人与物之间的工具或功能关系(Gillespie,2014)。塞蒂娜（Knorr Cetina）对生物学实验室中技术人员的人类学调查也指出，技术人员通常需要护理活体动物与植物，以保证在实验过程中能够持续地使用它们，这其中承载了巨大的伦理与道德问题(Cetina,1999)。而罗斯纳等人对电子产品推广的研究表明，技术的获取并非是“给予方”对“接收方”的简单输出，技术“给予方”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接收方”带来了巨大的道德责任压力，此类压力通过“接收方”的技术维护行动得到物质化的呈现；当技术物维护不善时，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接收方”道德缺失，却忽视“接收方”的实际困境(Rosner & Ames,2014；Crooks,2019)。

技术维护行为中的性别分工问题在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传统家庭形象里，女性一般都扮演着保障家庭男性成员生产力的角色，这种保障并不局限于向男性成员提供情感或精神抚慰，而且更多是提供物质保障，例如热水器需要经常性加热，客厅沙发要保持干燥与柔软，地板则需要保持整洁与亮度，等等。王尔德（Mandy de Wilde）对荷兰太阳能系统普及和维护活动的调查表明，在家庭技术维护过程中女性比男性享有更多的技术主动权，这一结果挑战了传统性别研究中男性掌握“技术霸权”的刻板印象(Wilde,2020)。家庭中各成员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而多由女性维持，不合格的物质保障则有可能引起家庭纷争(Gregson et al.,2009)。

以上技术维护研究主题的多元化与实践场域的多重面向同步发生，共同反映了STS研究的学科交叉性、批判反思性和问题导向性等特点。这样的研究看似散乱，实则反映了当代技术与社会之间日益广泛、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学术研究主动面向科技发展实践的学术自觉，揭示了技术维护领域蕴涵的丰富议题和巨大学术潜能，对于当代社会的技术治理与技术社会学研究来说都是重要的实证材料资源库，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和利用。就技术维护研究而言，其特殊意义还在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长期以来被“技术创新”掩盖的深层次社会问题，进一步拓展技术创新在技术竞争、权力、社会分工、伦理、环保、遗产等议题中未曾触及的领域。与此同时，技术维护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化STS研究与物质能动性理论、ANT和后ANT的对话与交流。

五、对技术维护研究的反思

通过追溯技术维护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技术维护研究的现实根源在于西方二百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庞大技术体系和工业遗产。随着科技创新不断加快，西方国家的传统产业和基础设施日趋老化，新技术、新产业与既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加剧，由此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技术维护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多路径、多视角的技术维护研究一方面揭示了技术活动与社会机体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它们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技术创新与技术维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出新旧技术转换的多种模式和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当前的技术社会学研究。总结和反思技术维护研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笔者有两方面的基本认识。

（一）技术维护研究的理论贡献

从学理逻辑来看，技术维护研究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物质能动性理论有更直接的关系，在继承社会物质性和行动者活动本体论(actant-rhizome ontology)思想的基础上，技术维护研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拓展了技术社会学的认知边界，重塑了物质能动性理论；二是以行动者迭代重构模式颠覆了线性技术进化论；三是以在地化再创新模式解构了技术标准化的全球模式。这些突破一方面拓展了既有技术社会学的问题域，另一方面也为新技术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指示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ANT为代表的新技术社会学在致力于打开技术“黑箱”的同时，一直把技术系统的稳定运行作为研究的前提，对于技术系统的失常状态则进行了回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不彻底，留下了认知盲区，形成了新的技术“黑箱”。技术维护研究则聚焦技术的失常状态，对失常状态下的行动者网络进行充分揭示，从而展示了技术维护领域中所蕴藏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巨大创新动能，因而可以被视作新技术社会学的二次“开箱”行为，开启了一个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领域。与此同时，与技术系统失常相关的“物质抗拒性”“物质脆弱性”“物质生态”等概念则暴露出传统物质能动性理论对“物性”认识的不足，表明“物”的损坏与异常对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都不是消极的因素，它们作为物质能动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同样应该被纳入相关理论建构之中。因此，在ANT的语境中我们可以说，技术维护研究突破了技术网络中人类中心主义的转译模式，真正贯彻了ANT的“人—物协同转译”模式。

技术维护研究还从根本上动摇了技术线性进化论的基础。既有的技术创新理论深受新古典主义进步史观的影响，将技术发展过程简化为“发明—扩散—成熟—衰退”的线性模型，维护活动被锚定在技术生命周期末端的衰退阶段。这种认知范式暗含三个预设，即技术具有一个先验的、确定的本质，技术创新仅发生于系统初始设计阶段，技术效力随使用时间呈现单调递减趋势。而技术维护研究则通过解析技术本体颠覆了这种认识论图式：技术是多种异质要素参与建构的非线性过程，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技术创新与技术维护贯穿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始终，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技术演进本质上是行动者的迭代重构过程，而非从创生到废弃的单向过程。技术维护中的优化、更新、改造、替代等活动实质上构成了技术创新的隐性路径。例如，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诸多技术史案例表明，维护实践能够突破技术参数极限从而创造新的可能性空间，这种突破形成了“维持即创新”的动态演化机制——技术效力不再单纯依赖原始设计的刚性框架，持续性技术维护能够迭代出新的技术生命周期。

面向实践场域的技术维护研究表明，维护过程中的“技术调适”实质是在地文化对全球技术范式的重新编码，是对所谓的标准化技术进行的再建构。因此，新技术的全球化传播过程并非传统所认为的“中心—边缘”扩散模式，而是通过在地技术维护网络进行的多中心重构过程，即所谓全球技术标准与各地方文化和技术实践进行融合再生的过程，是技术在异域环境中发生分支进化的必由路径。这一认识为后殖民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技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性理论支持，即技术传播中的异地再创新理论，如将津巴布韦水泵、纳米比亚电子产品维修市场等边缘化实践重新定位为技术演化的重要创新源。这些技术维护活动中所涌现的“技术方言”挑战了技术标准化和普世化的设想，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为后殖民时代的技术创新指明了方向。

（二）技术维护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技术维护研究虽然对ANT和物质能动性理论有重要突破，但是在学理基础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如在对“物”的理解上，不同理论取向的技术维护研究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郑作彧（2023）给出了一个关于“物”的最低限度的共识：非人类主体的物理实体。可以看出，这个最低限度共识的“物”概念既包括自然物又包括人造物，并没有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区分。从技术维护研究的角度看，上述区分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技术维护研究主要以“人工物”为研究对象，还因为这两类“物”具有完全不同的能动性，对人与自然有着不同的作用方式。

自然物是独立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先天因素，有其自身存在的既定依据。人工物包含着人类的目的、知识、思想和价值，是人为建构而成的事物，其最初的成因并不在自身之中。这两类事物在人类生活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有着巨大差异。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不断创新的人工物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累进递加的物质支持和方向引导。因此，人工物表现出更强的能动性，它是通过与人、自然和社会相结合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的。而自然物在人类的生命史中几乎保持不变，新物种和新自然现象的出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地质年代。自然物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以突发的、不确定的方式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在人类社会走上技术化道路后，自然物则以被纳入既有技术系统的方式起作用，相较于人工物具有派生性和从属性，表现出一种“从动的”能动性，或者可被称为“二级能动性”。比如，由于核聚变技术的突破，海水中的氘和氚立刻作为珍贵的资源而被纳入人类社会的能源技术体系中。这样，我们就要坚持从人类的技术体系和技术能力出发去看问题，通过不断创新的技术手段去激发自然物的能动性，通过合理的技术维护让自然物在社会的技术系统中充分循环起来，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由此，从技术维护的视角去审视“物”，可以进一步夯实ANT和物质能动性理论的学理基础。

除了学理基础外，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在核心概念（如前言中所提到的“maintenance”“repair”“care”等）、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需要进行自觉的学科建构，以突破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束缚。我们预见，未来的“技术维护社会学”可能会在以下方向得到发展。一是进行从“创新范式”到“维护范式”的理论深化与建构。当前技术社会学研究几乎被“创新话语”垄断，相关术语、理论框架及价值判断多围绕“突破”“颠覆”“原始性”等单一维度展开，这严重遮蔽了技术维护实践的特殊性与丰富的社会学意涵。“技术维护社会学”有望突破这一范式局限，在“维护理性”指导下重新审视技术的生命周期、可持续性与社会嵌入性，形成包括维持、修复、迭代、适应等环节在内的理论体系，从而为理解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视角。二是推动研究主题和实践进路的国别化、时代化。西方社会的物质—话语实践孕育了技术维护的理论基础和问题旨趣，现代技术的全球化扩张则把技术维护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引向无限广阔的领域。形形色色的技术维护实践场所中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技术维护的行为和对策是高度情景化的，在普遍的技术规范之下总是有“行动者”因地制宜地发挥能动性。在技术创新不断加快的趋势下，这些维护中的创新行为还会与时俱进地优化与合法化，由此形成不同的技术演进路线和维护系统。因此，针对不同国情、不同技术发展阶段的技术维护研究也会差异化发展。三是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开展关于技术物的民族志。技术维护活动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场域性和嵌入性，因此需要突破传统的社区调查方法，由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研究者深入流水线、维修车间、数据中心等场所，进行长期的参与式观察。技术维护研究应由传统追踪“人”的民族志延伸到追踪“物”的民族志，追踪机器、设备、产品、工具、数字终端等从产生到报废的全过程。

六、技术维护研究的中国意义

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主要来源于对西方现代工业技术实践的观察和分析，但其理论与方法对尚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规模化引入，科学知识和产业技术从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既有结构和基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工程技术实践因而需要遵循技术维护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非是简单的“移植”模式，而是在西方科技成就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中进行的，具有中国社会的本土特质。因此中国社会的技术维护实践也具有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和样态。下文将着重从上述维护实践的特殊性去检视技术维护社会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的意义。

(一）反思“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单一叙事

一百多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先后经历了旁观、跟随、跟跑、并跑、领跑（在某些领域）的过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中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变得异常重要。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社会逐步形成了创新驱动的发展热潮。创新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国家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有充分的国情依据，但过度聚焦“从0到1”的创新，可能会忽视“从1到100”的持续优化和运营，而这正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和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只创新不培育、只发明不转化、只更新不维护的社会无疑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系统性风险，难以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更无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确立持久优势。本文所倡导的技术维护视角下的发展观提醒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高水平维护现有产业技术系统的良好运行与开发新系统同样会创造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一种题中之义。

技术维护社会学告诉我们，技术维护并不限于技术生命周期的某一阶段，而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相随，贯穿技术生命周期的始终。技术维护与技术创新是一种共轭依存、对立转化的关系，缺少了其中的一方，技术活动将不复存在。从技术维护的角度来审视技术创新，可以发现许多被“创新热”遮蔽的问题：创新可以定义自身吗？创新都是受到鼓励的吗？创新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为什么会低于普遍的社会预期？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等等。上述问题不是逻辑上的推演，而是中国技术实践中真实存在的议题。近年来，大量“国内首创、国际领先”的项目在得到巨额财政资助后就泥牛入海、销声匿迹。诸多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技术成果在推广过程中遭遇打压排斥、围堵阻挠，以至中途夭折。对于那些突破重围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技术，还需要培养新的消费群体、开辟新的应用场景，规模化地构建运维支持系统。中国目前的发明专利产业化现状告诉我们，实验室中的“创新”与其实际应用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以上情况表明，新质生产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在“原创性成果+完善性创新”经历了多种社会场景和多个产业化环节后才能形成。因此，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并非“维护”就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技术维护联结着创新成果的落地、新产业的培育、先进制造业和大型基础设施的高质量运行、民生福祉、就业、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经济安全与韧性等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主要任务的实现均需要“技术维护”这块隐形基石的强力支撑。有鉴于此，我们在倡导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强调技术维护的保障、转化和落实意义，在创新中预置维护的内容，在维护中实现和延展创新的成果，而不是在强调一个方面的同时忽略另一方面的真实存在，或者以一个方面的议题取代另一个方面的议题。

（二）关注中国技术维护实践的本土性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技术维护实践有其本土性。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历史文化、政治理想、经济基础、发展目标等进行了深度融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道路和发展模式，技术维护实践也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一个庞大的物质技术体系逐渐形成。如何以良好的、高水平的维护使这一庞大的物质技术体系健康运行，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中的重大课题。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密集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决定了公路、铁路、民航等公共交通设施必须作为优先发展和持续维护的领域，以满足巨大的出行与物流需求。在能源技术方面，为破解中西部能源供需错配问题，优化能源配置格局，中国先后实施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超级工程。这些工程对区域协调、应急管理、生态安全等技术维护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矛盾下，中国的能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风能、光能、氢能、核能利用为主的新能源技术得到快速发展，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有了大幅提升，相应的维护工作和衍生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在智能制造和数字技术领域，中国快速步入了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但与此同时，电子消费领域的“计划性淘汰”也使大量电子产品过早脱离了维护环节，成为了难于处理的“电子垃圾”（胡康、郑一卉，2023），造成较大的社会浪费和环境威胁。在城市居民住房建设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城市住房紧张问题变得异常突出，有限的城市空间与持续增加的人口使中国的城市住宅不得不向“空中”发展。可以预见，中国将长期面临维护这些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的任务，这在世界范围内将是罕见的。在工业遗产领域，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积累起了数量可观、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例如，京张铁路、汉阳铁厂旧址、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北京电子管厂等，堪称中国产业发展的时代缩影，如何发掘保护这些历史遗存的科学、历史和文化价值，使它们在今天能鲜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技术维护领域面临的特殊问题。诸如上述领域的技术维护问题都根植于中国独特的现实语境，需要根据中国国情寻求解决之道。

（三）构建技术维护社会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维护实践为中国的技术维护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立足于本土案例和经验，积极借鉴国外技术维护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目前，虽然中国社会学界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技术维护”研究主题，但相关研究早已展开，如起源于20世纪后期的STS研究就有许多基于中国技术维护实践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尹守仁，1997；张滨楠、孟庆伟，2007；李伯聪，2008；凤懋润、赵正松，2016；陈学琴等，2024）。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技术维护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应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社会技术实践的“元假设”，即应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知。首先，中国工业体系具有超大规模性与复杂性。中国工业技术系统的规模、密度和互联程度决定了其维护活动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脆弱性远超其他国家，这为技术维护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场域。其次，中国社会叠加了多重技术形态，是由于其现代化道路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并行展开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技术演进历程。中国同时容纳了前工业、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技术体系，不同维护对象催生了“工匠精神”“集中力量办大事”与“算法驱动”等多元逻辑在本土实践中的并存与交织。最后，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为特殊。在中国，重大技术系统的维护往往承载国家战略意志，不完全由市场逻辑主导，国家规划与企业自主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与协同机制是现有西方理论尚未充分解释的现象。

第二，相关学科应主动构建有本土特色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在以上现实基础上，研究者可结合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并提炼出系列核心概念，形成基础性理论。例如，“统筹性维护”强调在关键领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协调资源和行为，确保技术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与西方分散化、市场化的技术维护模式形成对比；“韧性建构”强调技术维护不仅是修复行为，而且是构筑社会技术系统复原力的战略工程，关乎国家和社会安全；“共生性人机关系”则基于“天人合一”“道器合一”等思想，超越主客对立，倡导一种和谐、适应与共生的技术维护伦理；“技术位育论”通过借鉴儒家的“位育”概念，旨在建立一种融通创新与维护，使技术在社会情境中恰适定位与进化的理论。

第三，相关学术视野可关注特色研究场域与议题，如数字平台的“数字劳动”、城乡数字化转型中的维护实践、“链长制”与供应链维护等。在“数字劳动”领域，学术视域可聚焦中国庞大的外卖骑手、内容审核员、AI数据标注员等群体。他们是数字平台的“维护者”，维持着算法的运行和用户体验，其劳动过程、权益保障与算法管理的博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学议题。在城乡数字化转型方面，未来研究还可关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电商下沉中的“数字边缘性”与“技术适配”问题。在供应链维护方面，“链长制”如何协调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保障产业链安全可作为产业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四，相关实践应探索新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在方法论方面，从“人”的民族志拓展至“物”的民族志，在生产车间、调度中心、检测室、设备间等工作现场对技术物的生命轨迹与社会网络进行记录和深描。在价值取向上，研究者应倡导技术维护的人民性导向，资本增值不是技术维护的目的，技术维护应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形成一套能够解释中国技术维护实践、蕴含中国文化基因，并贡献于全球知识体系的理论话语。这套话语体系不仅能更精准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还能为全球技术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管理复杂技术系统、构建技术韧性，提供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