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住院后三天三夜没睡觉，医生询问原因，黄：和毛主席有关

1976年12月29日凌晨两点，京城气温降到零下十度，解放军301医院急诊楼的灯却依旧明亮。值夜班的李炎唐刚给一位胸痛病人做完检查，还来不及喝口热水，警卫员推门而入，小声提醒：“首长快到门口了。”一句话，让他瞬间精神百倍。

电梯门开，一位满头花白、身着旧灰呢大衣的老人走出来，步子不快，却不肯让人搀扶。这是黄克诚，时年74岁。转头细看，他的眼角浮肿，咳得厉害，两名小战士急得直跺脚。李炎唐迎上前，打量了两秒，立刻把他引到诊察室。简单询问病史、听诊，肺部杂音重，体温38度多，必须住院。可当晚全院已无空床，别说干部病房，连普通病房都排到走廊。

病床难求不是第一次，可眼前这位老人身份特殊。李炎唐赶紧打电话求助，得知只有手术室旁的备用间能加铺行军床。黄克诚摆手：“能救命就行，别折腾。”就这样，他躺进临时隔出的七平米小屋，墙壁还带着消毒水味。

这一夜，护士来量体温，发现老首长干脆坐在床沿，一支铅笔在日记本上飞快记录。次日清晨巡房，眼底血丝更重。李炎唐忍不住劝：“首长，闭眼休息一会儿吧。”他抬头笑笑：“眼皮合上，脑子却停不下来。”

要说黄克诚为何会在北京看病，还得追溯到两个月前。10月中旬，他在山西代省长任上突感视力再次模糊，左眼当年挨过炮弹碎片已失明，唯一的右眼若再出事，他的工作彻底被迫中断。夫人唐棣华急得四处写信，陈云收到求助，当即联名叶剑英、华国锋，批示：“尽快接回北京救治。”军事调度组派专机将黄克诚送回首都，从机场直接进了总医院。

全面检查做完，确诊为视网膜炎合并慢性支气管扩张。手术势在必行，可风险不小。医务处讨论时，一位主任担忧：“年纪大，能熬得住吗？”李炎唐反问：“不做，右眼可能半年内失明，首长选择很明确。”黄克诚得到解释后，淡淡一句：“刀口落在我身上，你们放心大胆去做。”签字时他没让任何人代笔，抖着手写下“黄克诚”三个字。

手术顺利完成，右眼保住。但意外的是，他好几晚拒绝镇静剂，坚持靠一盏台灯与厚厚的工作笔记度夜。第三晚，值班护士发现他仍未合眼，连忙叫来李炎唐。医生推门问：“怎么又不睡？”黄克诚放下笔，低声回应：“毛主席去世刚一年，中央要开工作会议，让我谈谈他的历史地位。这事儿大，我怕漏掉细节。”寥寥一句，道出他三天三夜没合眼的真正缘由。

原来，徐向前、李先念已先后找过他，希望由他出面发言。对毛主席的评价牵动全国，稍有偏差便会引起轩然大波。黄克诚自知分量，更知责任沉重。于是他整理自1929年永新县相识毛主席以来的全部记忆，从井冈山到遵义，从延安整风到抗美援朝，一件件往事串联成线。怕记忆出错，他翻阅旧电报、会议记录，边看边记。那盏台灯下，老人靠惊人的记忆力与使命感硬撑了72小时。

1977年1月初，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轮到他发言，黄克诚用湖南口音慢慢开场：“讲毛主席，不能离开事实。”五十多分钟不疾不徐，他既肯定领袖对中国革命和建国的历史功勋，又直言晚年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用词平实，却句句击中要害。会场静得落针可听。散会后，几位老总握手时悄声说：“老黄这番话，没人挑得出毛病。”

返回医院那天夜里，他终于睡了个囫囵觉。护士查房时，发现枕边摊着一页白纸，上面只有两行潦草钢笔字：“言已尽，心稍安。”

术后康复半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很快又担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常务书记的担子落在他肩上。摆在桌面最上方的是改进党风、遏制干部特权。有人提醒他：“树大招风，最好缓一缓。”他摇头：“纪律松了，军心就散，再晚也得抓。”

1980年，他带队下部队暗访。用餐时，他和普通战士一起排队、领菜，不让做特殊菜，拐杖被卫兵拿走，他索性和大家一样端着搪瓷缸子。干部们面面相觑，没人敢插队。此后，野战军各师纷纷撤掉专设首长小灶，这一变化被士兵口口相传。

黄克诚向来节俭。81岁生日前夕，子女想买台彩电，他挥手阻止：“国家还欠债，咱家不差那点热闹。”爱人悄悄算过，他一生领过的将级津贴，大半捐给了烈士遗属和军队教育基金，剩下的寄回老家修桥补路。

1985年，他主动提出退出中央纪委常务岗位，留下一句话：“人老了，走慢点才不挡路。”组织批准。那年深秋，他被安排到解放军总医院复查。李炎唐已调往医务处，听说后特地赶到病房。寒暄几句，他发现老首长翻阅文件的习惯依旧没改，便又劝：“别太累。”黄克诚笑答：“时间不多，能用一天是一点。”

1986年12月28日11时15分，黄克诚病逝。遗体告别那天，灵堂前摆满素色花圈，最多的挽联来自他曾经带过的新四军三师、四野部队以及中纪委机关干部，字数不多，却句句朴实：“黄老，军中硬骨头，百姓贴心人。”

有人统计，他留下的个人物品最值钱的是一块1950年代颁发的苏联纪念表，其余多为军用笔记本和已经褪色的布鞋。更难得的是，他留给后人的“严于律己、敢讲真话”的精神，依旧在军队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