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借住寡妇家,半夜黑影闪过我抄起铁锹,看清是谁后我傻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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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见没?”

王琴的声音从门后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把食指竖在嘴前,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黑暗中她未必看得到。

脚步声停在了院墙外。

我压低身子,慢慢握紧了那把冰冷的铁锹,对她低吼:“回屋去,锁好门,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好像永远不会结束。

南国的太阳,像个挂在天上的大火炉,把地上的每一寸土都烤得滚烫。

空气里,永远飘着三种味道。

附近红砖厂烟囱里吐出的煤灰味,呛得人嗓子眼发干。

工地上水泥搅拌机卷起的尘土味,能把人的鼻孔都糊住。

还有就是,无数像我一样,从穷山沟里跑出来的人,身上那股混着汗水和廉价香烟的希望味。

我叫李健,那年刚满二十一岁。

我爹把家里唯一的老母猪卖了,换了五十块钱塞我手里。

他说,出去混出个人样再回来。

我揣着那五十块钱,跟着村里几个沾亲带故的兄弟,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像个塞满了咸鱼的罐头,连个落脚的地方都难找。

我蜷在座位底下,闻着各种汗臭、脚臭和泡面的味道,睡了三天两夜。

火车到站的时候,我的腿都站不直了。

我们落脚的地方,是广东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工业小镇。

镇子像个被催熟的庄稼,长得飞快,也长得潦草。

到处都是正在施工的水泥楼盘,光秃秃的,像一排排巨大的墓碑。

巨大的塔吊手臂在空中缓慢地挥舞,仿佛要抓住那片被工厂废气染成灰黄色的天空。

我们这些外来的人,就是给这副骨架子添砖加瓦的血肉。

活计是在一个叫“滨海花园”的建筑工地上找的。

名字叫得好听,可方圆几里地,连一棵像样的树都瞧不见。

我被分到了老赵的手底下,干最累的活,拌水泥。

老赵叫赵建国,大我十几岁,是工地上资格最老的几个师傅之一。

他不像别的工头,整天板着个脸,张嘴就是骂人。

他总是叼着一根两毛钱一包的“红棉”牌香烟,蹲在沙堆旁,慢悠悠地教我怎么看沙子的干湿度。

他还教我,怎么抡起铁锹才最省力,怎么让水泥拌得更匀实。

我刚来的时候,人又瘦又小,像根风一吹就要倒的豆芽菜。

工地上的人都笑我,说我这样的身板,不出三天就得哭着回家。

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抬一块水泥预制板上楼。

那玩意儿死沉,压得人肩膀发麻。

走到二楼拐角,我脚下踩到一块碎石,一打滑,身子就往后仰。

眼看那块几百斤的板子就要砸我身上。

是老赵,从后面一把拽住了我的工装后领。

他自己往前顶了一步,用肩膀硬是扛住了那块板子的重量。

板子粗糙的边缘,在他肩膀上磨掉了一大块皮。

蓝色的确良衬衫,很快就被血浸透了,黏在肉上。

他却只是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

“小子,出门在外,得长眼,也得长力气。”

他把我拉起来,拍了拍我身上的土。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把老赵当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在这个除了工地就是工棚的陌生地方,他是我唯一能说上几句心里话的人。

我干活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他会递给我一根烟。

“抽一口,解解乏。”

他婆娘王琴送来的午饭,要是有一块咸肉,他总会分我一半。

“吃,吃饱了才有劲。”

休息的时候,他会跟我盘算。

等这片楼盖好了,能拿到一笔不小的奖金。

他打算用那笔奖金,在镇上人流多的地方盘个小铺面。

让王琴开个杂货店,卖点烟酒零食。

这样,她就不用每天顶着大太阳给他送饭了。

他说,他还想把在老家读技校的儿子赵辉,转到镇上的中学来。

城里的教育,总比乡下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特别明亮的光。

那光,比工地上夜里施工用的探照灯还要亮。

我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

可那光,说灭就灭了。

出事那天,是八月里一个阴沉沉的下午。

天压得很低,闷得人喘不过气。

我们正在十七楼的楼顶上浇筑。

一阵邪风毫无征兆地刮了过来,吹得人站都站不稳。

我们脚下踩着的脚手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怪响。

一块用来垫脚的木板,被风掀了起来。

我只听见老赵在我身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

“李健!小心!”

我下意识地往前一扑,整个人趴在了刚浇筑好的水泥地上。

我回头的时候,只看到老赵的身影,跟着那块飞出去的木板一起,从十七楼的边缘消失了。

整个工地,在那一瞬间,死一样地安静。

所有轰鸣的机器都停了。

所有干活的人都僵在了原地,不约而同地朝着楼下那个方向看。

我手脚并用地爬到楼顶边缘,往下望。

我的腿肚子抖得像筛糠,根本站不起来。

楼底下,一堆散乱的钢筋水泥之间,躺着一个人。

是老赵。

他身下,一滩暗红色的液体,正在慢慢地洇开。

那抹红色,像一朵开错了地方的,妖艳的花。



老赵的丧事办得非常简单。

工地老板是个大腹便便的胖子,他从一个黑色的皮包里,数出了五千块钱。

他把钱塞到王琴的手里,说这是抚恤金,这事就算了了。

在那个年代,五千块,是一笔能让很多人眼红的巨款。

可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远远不止这个价。

王琴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抱着一个棕色的瓦罐,安静地坐在他们家工棚的门槛上。

那个瓦罐里,装着火化后的老赵。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已经哭过了。

嘴唇干裂得起了好几层白皮,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植物,枯槁,没有一丝生气。

老赵的几个老乡,围在一起商量。

他们打算凑点钱,把王琴和她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去。

毕竟,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半大的孩子,留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怎么活下去。

王琴听到了,她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俺不走。”

“建国生前就想在这里扎下根,俺想守着。”

大家听了,都只能无奈地叹气。

人群渐渐散了。

我走到王琴面前,心里堵得难受。

我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我所有的积蓄。

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

那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准备过年带回家的。

我把那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钞票,塞到王琴手里。

“嫂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她没有接,只是抬起头,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我。

她的眼神,像两口已经干涸的深井,看不到底。

我被她看得心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我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又说了一句。

“嫂子,你要是不嫌弃,我就搬过来住。”

“工地的宿舍是大通铺,几十号人挤一间,又吵又乱。”

“我搬过来,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点零花,都交给你,算我的房租和饭钱。”

“这里离工地近,我……我也能帮你看个家,防着点坏人。”

我说完这番话,自己都觉得唐突。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要住进工友的遗孀家里。

这事传出去,背后指不定会被人戳多少脊梁骨。

王琴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会一巴掌扇过来,骂我不是东西。

最后,她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嗯。”

就这样,我搬进了老赵和王琴的家。

那是个在工地边缘,用石棉瓦和废旧木料胡乱搭建起来的棚屋。

屋子被一块洗得发白的花布帘子,隔成了里外两间。

王琴带着儿子住里间,我住外间。

我的“床”,是用几条工地淘汰的长板凳拼起来的。

上面铺了一张草席。

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一个掉了漆的木头柜子,一张吃饭用的方形矮桌。

角落里那台落满灰尘的“燕舞”牌收录机,是老赵生前的宝贝。

王琴帮我把那点可怜的行李安顿好,全程一句话都没说。

她把我给她的那三百多块钱,又还给了我。

她只从里面抽走了二十块钱。

“这个月的饭钱。”

她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像冬天里结的冰。



我住进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压抑得像块拧不干的湿抹布。

我和王琴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早上我六点起床去上工,她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那个露天的水龙头下,搓洗着一家人的衣服。

晚上我拖着一身疲惫回来,她已经把晚饭摆在了桌上。

永远都是一碗米饭,一碟黑乎乎的咸菜。

偶尔,桌上会多一盘寡淡的炒青菜。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也不看谁,只听得见筷子碰到碗沿的清脆声响。

吃完饭,我习惯性地站起来想收拾碗筷。

她会从我手里默默地接过去,自己拿到院子里去洗。

她不让我碰这个家里除了我那张板凳床以外的任何东西。

我清楚地知道,她的心里,砌了一道高高的墙。

那道墙,比我们棚屋那薄薄的木板墙,还要厚实,还要冰冷。

我成了这个家里最尴尬的一个存在。

一个名义上的租客。

一个事实上的保护者。

一个沉默得像影子的陌生男人。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周围那些同样住棚屋的邻居,投向我的异样眼光。

我也能清楚地听到,工地上那些相熟的工友们,在我背后开着那些不好听的玩笑。

“李健这小子,可以啊,一步到位了,连媳妇都省得找了。”

“就是,老赵尸骨未寒呢,他就登堂入室了。”

每次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就把手里的铁锹抡得更快。

汗水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模糊了视线。

只有在身体极度疲惫的时候,我才能麻痹自己。

我才能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我留下来,只是为了报答老赵当年护着我的那份恩情。

我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别的念头。

日子就像工地上的黄沙,一天天地流走。

我开始发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一天早上,我起来喝水,发现桌上我昨晚吃剩下的,特意留着当早饭的半个馒头不见了。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晚上老鼠给叼走了。

棚屋里闹老鼠,是常有的事。

可过了两天,我发现厨房里那个咸菜缸的木头盖子,被人动过。

我记得很清楚,昨晚我盖上的时候,盖子的一个缺口是朝南的。

现在,那个缺口却朝了北。

我打开盖子,里面的咸萝卜,明显少了几块。

我们这棚屋虽然简陋,可门窗我都仔细检查过。

晚上睡觉前,我都会用一根木棍把门从里面顶死。

老鼠再大,再聪明,也不可能自己转动咸菜缸的盖子。

我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

又过了几天,一个深夜,我被尿憋醒。

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准备去院子角落那个简易的茅房。

路过里屋那扇布帘子的时候,我听见里面有声音。

不是说话声。

是一种被死死压抑在喉咙里的,极力克制的哭声。

声音很小,断断续续,像一只受了重伤的小兽,在黑暗中独自舔舐着伤口。

我的脚步,一下子定在了原地。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给堵住了,又酸又胀。

我站在黑暗里,听了很久很久。

直到那哭声渐渐停歇了,我才像做贼一样,悄无声息地转身走开。

我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她一个人默默承受的痛苦,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

一个星期之后,邮递员骑着他那辆漆都快掉光的绿色二八大杠自行车,在院子门口扯着嗓子喊。

“王琴的信!挂号信!”

我正在院子里用冷水洗脸,听见喊声,便走了出去。

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封信。

是一封很薄的信,信封已经有些发黄。

上面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只有一个从河南老家盖过来的,模糊不清的邮戳。

我把信递给从屋里闻声走出来的王琴。

她接过信,目光落在那个邮戳上的时候,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是一种毫无血色的,死人一样的惨白。

她捏着那封信,手指因为过度用力,指节都泛起了青白色。

她没有回屋,就那么站在院子当中,用颤抖的手,把信拆开了。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薄薄的信纸,身体开始无法控制地微微发抖。

看完信,她没有说话。

她径直走到院子角落那个用砖头搭起来的简易灶台边。

她从兜里摸出火柴,划着了一根。

橘红色的火苗,舔上了那张干燥的信纸。

信纸很快就卷曲,变黑,最后化成了一撮黑色的灰烬。

一阵风吹过,那撮灰烬,就散在了空气里,无影无踪。

她就那么盯着那堆已经空了的灶膛,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

我走过去,忍不住问她。

“嫂子,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她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转过头来。

她看着我,眼神躲躲闪闪,根本不敢和我对视。

她摇了摇头。

“没事。”

“学校寄来的,说辉子……在学校挺好的。”

她在撒谎。

我能从她紧绷的嘴角,和那双毫无焦距的眼睛里,看出来。

我确定,这个家里,藏着一个我不知道的,巨大的秘密。

工地上,关于老赵的流言蜚语,开始有了新的版本。

午休的时候,几个和老赵关系不错的老乡,凑在一起抽烟。

一个叫老张的工友,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

“我跟你们说个事,你们可别往外传。”

“我听说啊,老赵生前在外面,沾了不干净的东西。”

旁边一个正在喝水的工友,立刻凑了过来。

“啥不干净的东西?”

老张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声音压得更低了。

“赌。”

“听说是在镇上那些地下赌场,玩‘三公’,欠了不少钱。”

“外面已经有人放话了,说是父债子偿,天经地义。”



这几句话,像几颗烧红的石子,一颗接一颗地扔进了我心里。

我心里那潭本就不平静的水,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我立刻就想到了王琴烧掉的那封信,想到了她深夜里压抑的哭声。

难道是催债的找上门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

老赵已经不在了,要是真有那些放高利贷的亡命徒找上门来,王琴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家,怎么应付得了?

从那天开始,我下工后,不再去镇上那些烟雾缭绕的录像厅里消磨时间。

我每天都早早地回到棚屋。

我像一只警惕的猎犬,开始留意院子周围的一切动静。

我甚至在院墙那几个比较低矮的缺口处,偷偷地插上了几块敲碎的啤酒瓶玻璃片。

晚上睡觉,我不再只是简单地把门闩上就算了。

我从工地上,找来一根手臂粗的硬木棍。

我就把那根木棍,贴身放在我的板凳床边。

只要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我能保证自己第一时间就抄起家伙。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下工回来,天色已经擦黑。

我发现院子角落里,那堆用来当柴火烧的破木板,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

我走过去,蹲下身子,仔细地查看。

前两天刚下过雨,地上的泥土还是湿的。

在一块木板的旁边,我看到了一个很模糊的脚印。

脚印不大,明显比我四十二码的解放鞋要小上一圈。

看鞋底的花纹,像是一种镇上小摊卖的,最便宜的那种白色胶鞋。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真的有人来过。

而且,不是从正门进来的。

王琴正在厨房里,被呛人的油烟熏得直咳嗽。

我拿着那根硬木棍,走到厨房门口,指了指院子里的脚印。

“嫂子,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人来过?”

她正用锅铲翻炒着锅里的青菜,听到我的话,手上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

她没有回头,只是摇了摇头。

“没有。”

“那院子里的脚印是怎么回事?”我往前走了一步,追问道。

她的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

“我……我不知道,可能是……可能是收破烂的翻墙进来瞧了一眼吧。”

她把炒好的菜盛进一个豁了口的盘子里,转身又进了厨房,自始至终,都用后背对着我。

她在撒谎。

我能从她那个紧绷得像块石头的背影里,看得清清楚楚。

她不仅在撒谎,她还在害怕,还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那一刻,我心里的担忧,几乎要被一种莫名的愤怒所取代。

我愤怒她对我的不信任。

我也愤怒那些可能存在的,素未谋面的债主。

人都已经死了,化成了一捧灰,他们还要把这孤儿寡母,往绝路上逼。

那天晚上,我把那根硬木棍,扔到了院子外面。

它太轻了,分量不够。

我把立在墙角,老赵生前冬天用来翻煤球的那把铁锹,拿到了我的床边。

铁锹头是生铁打的,很沉。

边缘虽然因为长年使用而有些钝了,可要是抡圆了砸下去,那威力,肯定比木棍要大得多。

我用手掂了掂那冰冷沉重的铁器。

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不管是谁,只要他敢在夜里闯进这个院子,我先让他躺下,再说别的话。



之后的一个星期,出奇地风平浪静。

院子里的脚印没有再出现过。

王琴也和往常一样,沉默地做着她自己的事。

我几乎以为,之前的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神经过敏,胡思乱想。

直到那个闷热得让人快要窒息的夏夜。

天空中,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黑得像一块厚重的黑布,密不透风地盖了下来。

空气像是凝固了,一丝风都没有。

连平日里在草丛里叫得最欢的那些不知名的虫子,都安静了下来。

我因为白天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整天,浑身燥热,在板凳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在我迷迷糊糊,意识快要沉下去的时候。

院墙的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咔哒”声。

那声音很小,像是有一颗小石子,碰到了墙顶的瓦片。

但在这样死寂的夜晚,那声音却显得异常清晰。

我整个人,在那一瞬间,就彻底清醒了。

我立刻屏住了呼吸,竖起耳朵,一动不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院子里,一片死寂。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声响,是不是我自己做的梦。

可紧接着,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布料摩擦墙壁的声音。

有人在爬墙。

我悄无声息地从板凳床上坐了起来。

我的心跳,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然后猛地加速,一下一下,重重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我没有开灯。

我怕惊动了外面的人。

我只是透过窗户上那道窄窄的缝隙,眯着眼睛,朝院墙那边望去。

远处工地上那盏彻夜不熄的探照灯,把我们这片棚户区,照出了一片昏暗不清的轮廓。

就在那片昏暗的轮廓里,我看到了一个瘦小的黑影。

他正扒在低矮的院墙上,动作看起来很敏捷,像一只夜里出来觅食的野猫。

他三两下,就翻了过来。

他轻巧地落在院子里,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落地后,立刻蹲在了墙根的阴影里,一动不动,似乎是在仔细地观察屋里的动静。

就是现在!

我脑子里所有的弦,在那一刻都绷紧了。

这些天来所有的猜测、担忧和愤怒,在这一刻,全部汇成了一股冰冷的杀气。

我光着脚,小心翼翼地踩在冰凉的泥地上。

我弯下腰,用最轻的动作,抄起了立在床边的那把铁锹。

冰冷的铁柄握在手里,那沉甸甸的分量,给了我一丝暴戾的胆气。

我猫着腰,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猎人,贴着墙根,一点一点地,朝着那扇虚掩的屋门摸去。

我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缓慢,生怕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我轻轻地拉开一道门缝,朝外望去。

那个黑影,还蹲在原来的地方。

他似乎是确认了屋里的人都已经睡熟,开始慢慢地站起身,准备朝着屋子这边走过来。

我不能再等了。

我猛地一把拉开屋门,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从黑暗中冲了出去。

我的脑子里,在那一刻,是一片空白的。



那黑影听到了我身后带起的风声,似乎是受了惊,猛地一回头。

可已经晚了。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这些天积压的所有愤怒和恐惧,全都灌注在了我的手臂上。

我抡圆了那把沉重的铁锹,没有用锋利的锹刃,而是用厚实的锹背,照着他的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

“噗!”

一声沉闷的,令人牙酸的撞击声。

那声音,像是用锤子砸一个熟透了的西瓜。

那个黑影,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整个身子就像一滩烂泥一样,软软地,直挺挺地瘫倒在了地上。

世界,在那一瞬间,彻底安静了。

我站在原地,胸口剧烈地起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肾上腺素在我身体里疯狂地奔涌,让我感觉不到手臂的酸麻,只觉得一阵阵地发热。

我用脚尖,轻轻地踢了踢地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影。

他没有任何反应。

我慢慢地蹲下身子。

借着远处工地上投来的那点微弱的光,我想看清楚这个深夜闯入的贼,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伸出手,发现自己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我将他的头,从泥地里扳了过来。

看清那张脸的瞬间,我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刻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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