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周总理谈论红四方面军时，王宏坤：总体说得不错，但不全面

1972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橡木长桌旁围坐着一圈银发将领，窗外玉兰已结籽。周恩来总理端起茶盅，轻轻一句“大家都老了，可那股劲儿还在”把人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硝烟。

席间，周总理谈到红四方面军时缓缓道来：“许继慎指挥勇猛，部队的猛打猛冲与他分不开。”话音刚落，坐在东侧的王宏坤微微侧首。“总理总体说得不错，”他低声补了半句，“但不全面。”一句提醒，让屋内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追溯时间，1929年5月，鄂豫皖交界的山野仍笼着雾气。徐向前抵达红三十一师任副师长时，带甲不过千余。面对绝对优势的敌军，他给出的对策简洁有力：“避强击弱，敌进我退。”几句口令，竟像给稚嫩部队灌下一剂强心针。

王宏坤当时只是新提拔的班长，整天嚷着“步枪要卡在肩窝，别晃！”满脑子还在琢磨怎样把稀少的子弹省着用。他很快发现，徐向前在调兵时狠抓三个节奏：侦察要快，行军要快，开火更要快。几场山地伏击下来，敌军连连摸不清红军动向，只能用“鬼见愁”来形容。

1930年秋，鄂豫皖根据地成形。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当副军长兼参谋长。许继慎敢打敢冲，抢占墙角时从来不犹豫；徐向前则擅长在运动中找缝隙，一冷一热，恰成互补。红一军很快就被百姓唤作“跑着打仗的火球”。

然而一支军的性格绝不只靠两位指挥官塑造。小指挥员们天天摸爬滚打，也在潜移默化地放大各自特长。许世友惯爱贴身肉搏，韩先楚擅用夜袭，陈再道专挑敌人侧翼，王宏坤练出的则是一支“边打边教”的骨干班子。红四方面军之后形成的“猛”“活”两字，其实与这群人反复磨合密不可分。

时间推到1946年7月，徐向前受命北上山西。那时刘邓主力南渡黄河，陈谢兵团也转战豫皖，留给华北的正规军骤减到不足两万人。阎锡山却握有十七万之众，装备美械，空中还有飞机支援。外人看来，棋局天平明显倾斜。

徐向前并未急于求战，先在太行山区抓扩军、细训练，半年间兵力翻到五万出头。王宏坤接过地方武装，把一批连扛枪都生疏的青年凑进连队，“三天学成五套战斗姿势，一周上阵打真仗”成了硬指标。表面看凶狠，实则是用最快速度让新兵在实战中成长。

1948年3月的运城战役是第一次检验。十八兵团先断铁路、切电台，再在黄河套里做佯攻，把阎军诱向运城西侧高地。随后一个夜幕，徐向前全线突入，把阎军分割成数块。一个月后临汾告捷，再三个月晋中决战，阎锡山只剩太原孤城。战史专家常以“极限内线作战”形容那段经历。

毛主席听完晋中战果，连声称奇：“打得漂亮！打法也新鲜。”他关心的不是战术细节，而是为何五万打得像十五万。徐向前解释：“猛打猛冲不假，更得多一分机动，少一分硬拼。”这也是王宏坤多年后那句“但不全面”的由来——红四方面军不仅冲得上去，更能转得出去。

许继慎在1931年牺牲，带走的是“先头锥”的血性；徐向前在十多年后延续的是“机动拳”的灵魂。两种气息交织，才成就红四方面军后来“敢啃硬骨头，也敢灵活缠斗”的标签。周总理在怀仁堂听完王宏坤的补充，笑着点头：“好，就该这样互相补全，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值得一提的是，王宏坤并未把功劳揽到个人或某一位元帅身上。他常说，红四方面军的作风是千军万马共同砸出来的，“你去问那时候的炊事兵，他都能讲出一箩筐急行军的小窍门”。将领们固然重要，可若无无数名无姓战士负重夜行，再好的谋略也是空谈。

1972年的那场座谈持续到深夜，两壶乌龙茶换成了清水。灯下众人默了一会儿，周总理缓声问：“这一套经验，还需不需要再整理？”徐向前答得干脆：“还得写，写给下一代。”王宏坤接话：“写的时候别只写‘猛’，也把‘活’写进去。”

回首从鄂豫皖到太原城下，红四方面军走了整整一万多公里。打胜仗靠勇猛，活下来靠灵动——这是那支部队沉淀下来的两条铁律，也是王宏坤当年那句“但不全面”的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