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橡木长桌旁围坐着一圈银发将领,窗外玉兰已结籽。周恩来总理端起茶盅,轻轻一句“大家都老了,可那股劲儿还在”把人拉回到四十多年前的硝烟。
席间,周总理谈到红四方面军时缓缓道来:“许继慎指挥勇猛,部队的猛打猛冲与他分不开。”话音刚落,坐在东侧的王宏坤微微侧首。“总理总体说得不错,”他低声补了半句,“但不全面。”一句提醒,让屋内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追溯时间,1929年5月,鄂豫皖交界的山野仍笼着雾气。徐向前抵达红三十一师任副师长时,带甲不过千余。面对绝对优势的敌军,他给出的对策简洁有力:“避强击弱,敌进我退。”几句口令,竟像给稚嫩部队灌下一剂强心针。
王宏坤当时只是新提拔的班长,整天嚷着“步枪要卡在肩窝,别晃!”满脑子还在琢磨怎样把稀少的子弹省着用。他很快发现,徐向前在调兵时狠抓三个节奏:侦察要快,行军要快,开火更要快。几场山地伏击下来,敌军连连摸不清红军动向,只能用“鬼见愁”来形容。
1930年秋,鄂豫皖根据地成形。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当副军长兼参谋长。许继慎敢打敢冲,抢占墙角时从来不犹豫;徐向前则擅长在运动中找缝隙,一冷一热,恰成互补。红一军很快就被百姓唤作“跑着打仗的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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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支军的性格绝不只靠两位指挥官塑造。小指挥员们天天摸爬滚打,也在潜移默化地放大各自特长。许世友惯爱贴身肉搏,韩先楚擅用夜袭,陈再道专挑敌人侧翼,王宏坤练出的则是一支“边打边教”的骨干班子。红四方面军之后形成的“猛”“活”两字,其实与这群人反复磨合密不可分。
时间推到1946年7月,徐向前受命北上山西。那时刘邓主力南渡黄河,陈谢兵团也转战豫皖,留给华北的正规军骤减到不足两万人。阎锡山却握有十七万之众,装备美械,空中还有飞机支援。外人看来,棋局天平明显倾斜。
徐向前并未急于求战,先在太行山区抓扩军、细训练,半年间兵力翻到五万出头。王宏坤接过地方武装,把一批连扛枪都生疏的青年凑进连队,“三天学成五套战斗姿势,一周上阵打真仗”成了硬指标。表面看凶狠,实则是用最快速度让新兵在实战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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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的运城战役是第一次检验。十八兵团先断铁路、切电台,再在黄河套里做佯攻,把阎军诱向运城西侧高地。随后一个夜幕,徐向前全线突入,把阎军分割成数块。一个月后临汾告捷,再三个月晋中决战,阎锡山只剩太原孤城。战史专家常以“极限内线作战”形容那段经历。
毛主席听完晋中战果,连声称奇:“打得漂亮!打法也新鲜。”他关心的不是战术细节,而是为何五万打得像十五万。徐向前解释:“猛打猛冲不假,更得多一分机动,少一分硬拼。”这也是王宏坤多年后那句“但不全面”的由来——红四方面军不仅冲得上去,更能转得出去。
许继慎在1931年牺牲,带走的是“先头锥”的血性;徐向前在十多年后延续的是“机动拳”的灵魂。两种气息交织,才成就红四方面军后来“敢啃硬骨头,也敢灵活缠斗”的标签。周总理在怀仁堂听完王宏坤的补充,笑着点头:“好,就该这样互相补全,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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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王宏坤并未把功劳揽到个人或某一位元帅身上。他常说,红四方面军的作风是千军万马共同砸出来的,“你去问那时候的炊事兵,他都能讲出一箩筐急行军的小窍门”。将领们固然重要,可若无无数名无姓战士负重夜行,再好的谋略也是空谈。
1972年的那场座谈持续到深夜,两壶乌龙茶换成了清水。灯下众人默了一会儿,周总理缓声问:“这一套经验,还需不需要再整理?”徐向前答得干脆:“还得写,写给下一代。”王宏坤接话:“写的时候别只写‘猛’,也把‘活’写进去。”
回首从鄂豫皖到太原城下,红四方面军走了整整一万多公里。打胜仗靠勇猛,活下来靠灵动——这是那支部队沉淀下来的两条铁律,也是王宏坤当年那句“但不全面”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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