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持AA妻子去当了保姆,儿子婚礼,她伺候的男雇主竟然是我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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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叫张建国,退休金9800,老婆王淑芬950。

我这人一辈子好面子,也讲所谓的“公平”,退休后就在家里跟她搞起了AA制,买根葱的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我以为这是我的原则,却把她逼得在这个家里没了半分尊严。

她没跟我吵,二话不说,转身就出去给人当了住家保姆,说要挣一份不看我脸色的钱。

三年后我儿子风光大婚,亲家有钱有势,我正觉着脸上倍儿有光。

可当新娘的爹走上婚礼台的那一刻,我老婆的脸“刷”一下就白了,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个家,和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就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01

“老张,燃气费该交了,你那120块钱……”

老婆王淑芬手里捏着一张淡黄色的催费单,像捏着一件什么烫手的东西,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跟前。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眼神也不敢直视我,而是瞟着我手边那杯冒着热气的龙井茶。

我叫张建国,今年六十有三。眼前的报纸上,正讨论着国家大事,这曾是我在单位里最喜欢和同事们掰扯的话题。

我退休前是本地一家国企的科长,不大不小的官,但一辈子顺风顺水,在单位里,谁见了我不得客客气气地喊一声“张科”。

退休后,我每个月9800块的退休金,更是让我成了这片老居民楼里最让人眼红的存在。每当我在楼下花园里跟老伙计们下棋,聊起退休待遇,我总能云淡风轻地报出这个数字,然后收获一片艳羡的咂舌声。

这份优越感,就像我身上那件穿了多年的纯羊毛开衫,温暖而体面,是我后半辈子最重要的脸面。

我眼皮都没抬一下,从裤兜里摸出钱包,抽出两张崭新的一百元和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不轻不重地拍在红木茶几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一分都不会少你的。我的钱是我的钱,你的钱是你的钱,咱俩早就说好了,AA制,公公平平!”

我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陈述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这是我退休后,给这个家定下的新规矩。我认为,我这9800块,是我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换来的,是我的劳动果实,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得由我说了算。

而我的老婆,王淑芬,她就没我这么“好命”了。她年轻时在一家街道小工厂上班,后来厂子效益不好,黄了,她的社保也就断断续续地交着。退休后,一个月到手只有区区950块。这笔钱,别说跟我的比,就是在我们这片老邻居里,都算是垫底的。

这巨大的差距,像一条无形的鸿沟,横在我们夫妻之间。我心里明镜似的,这种差距让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审视感。我觉得,这个家,从里到外,都是靠我撑着的。我挣得多,我就是顶梁柱,她,不过是依附于我的藤蔓。

所以,我提出了AA制。在我看来,这再公平不过了。家里的水电燃气、物业费、日常买菜,我们一人一半。谁也别占谁的便宜。至于各自的人情往来、买衣服、零花,那就各管各的。

淑芬听到我那句话,身体几不可见地颤了一下。

她默默地收起桌上的钱,把那张二十的仔细铺平,和另外两张一百的叠在一起,小心地放进她那个已经磨得褪了色的旧钱包里。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那沉默像一团湿棉花,堵得人心里发慌。

我装作没看见她眼底一闪而过的落寞,继续低头看我的报纸。但我心里清楚,她不高兴。可那又怎么样呢?规矩就是规矩。亲兄弟还明算账,夫妻之间把钱算清楚,才能长久,这是我的逻辑。我觉得我没错。

这种看似“公平”的模式,在我们家运行了快一年。这一年里,家里安静得可怕。以前淑芬总爱在我耳边念叨,菜价又涨了,邻居老李家换了新电视,儿子该找对象了……现在,她的话越来越少。我们俩一天下来,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而且大多是关于钱。

“今天的菜钱是38块,你给我19。”
“物业费我交了,总共460,你那份230。”

每一次,我都像个会计,她像个债务人。她从不拖欠,总是第一时间从她卧室那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钱给我。那些钱总是带着一股陈旧的樟脑丸味,皱巴巴的,像是被反复数过很多遍。

我不是没感觉出这种变化,只是懒得去深究。男人嘛,在外要面子,在家要里子。我觉得我用我的退休金撑起了这个家的“里子”,至于夫妻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都老夫老妻了,还谈什么情情爱爱,能搭伙过日子就算不错了。

直到那天,儿子张伟带着他谈了快两年的女朋友李静第一次正式上门吃饭。

为了显示我们家的实力,也为了给儿子挣足面子,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跑到最大的海鲜市场,花血本买了龙虾和石斑鱼,零零总总花了五百多块。

那一顿饭,吃得还算其乐融融。李静是个很不错的姑娘,文静大方,嘴也甜,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得我心里很受用。我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从我当年的丰功伟绩,说到现在的退休生活,话里话外,都在炫耀我的优越。淑芬则像个尽职尽责的后勤部长,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穿梭,端茶倒水,添菜加饭,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虽然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能看懂的疲惫。

晚饭后,儿子陪着李静在客厅看电视,我则习惯性地拿出我的小账本和笔,坐在饭桌旁开始算账。淑芬正在厨房里洗碗,水声哗哗作响。

我清了清嗓子,对着厨房的方向喊道:“淑芬,你过来一下。”

她擦着手走出来,围裙还没解。

我用笔点了点本子,当着客厅里儿子和准儿媳的面,公事公办地宣布:“今天买菜,加上水果和酒水,一共是528块。咱们一人一半,你给我264。”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电视广告的间隙里,显得格外清晰。

客厅里的电视声戛然而止。

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了。我能感觉到,三道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

儿子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白到红,再从红到紫,像个调色盘。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难堪地低下了头,双手死死地攥成了拳头。李静的表情也很精彩,惊讶、错愕,还有一丝探究,她看看我,又看看淑芬,眼神里充满了不解。

而淑芬,她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风化了的石像。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儿子,只是怔怔地望着桌上那个打开的账本。厨房里水龙头没关紧,水滴答滴答地落在不锈钢水槽里,一声一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她才像刚从梦中惊醒一样,动了一下。她没说一句话,甚至连一个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她默默地转身,走进我们的卧室。我听到她拉开床头柜抽屉的声音,然后是窸窸窣窣数钱的声音。

很快,她走了出来,手里攥着一沓钱,有十块的,有二十的,甚至还有几张五块的。她走到我面前,仔细地数出264块钱,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账本旁边。那些钱,皱巴巴的,带着她枕头底下特有的、混杂着体温和岁月的气息。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沓钱有些烫手。

我自认为做得光明磊落,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约定,是原则问题,不能因为有外人在就破坏。可在儿子和未来儿媳面前上演这一出,我心里头一次升起了一股说不清的不自在

尤其是看到淑芬沉默地转身,走进厨房,继续洗那堆没洗完的碗时,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和孤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扎了一下。

儿子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恳求和愤怒:“爸!你这是干什么啊!静静还在呢!”

我被儿子质问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我干什么了?这是你妈和我之间的事!我们说好的!公平!”

“公平?”儿子气得笑了一声,“爸,你一个月快一万,我妈不到一千,你管这叫公平?”

“那她的钱少是我的错吗?那是她自己没本事!”我被戳到了痛处,几乎是吼了出来。

这场争吵最终以李静尴尬地起身告辞而收场。儿子送她出门,回来后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一晚上没出来。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那528块钱的晚饭,此刻在胃里翻江倒海,堵得我心口发慌。我觉得我没错,原则就是原则。可为什么,所有人都用那种眼神看我?为什么这个家,变得如此冰冷?

我把桌上那264块钱收进钱包,钱上的余温仿佛还在,但我心里却一片冰凉。我告诉自己,是他们不懂,不懂我的“公平”,不懂我的“原则”。

几天后,家里的气氛依旧僵硬得能拧出水来。晚饭后,淑芬在收拾完厨房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回房,而是站在客厅中央,平静地对我说:“建国,我想出去找个活儿干。”

我正拿着遥控器换台,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停住了。我斜了她一眼,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你?你都快六十的人了,出去能干啥?刷盘子还是扫大街?别出去给我丢人了,安分待着吧。”

我的话里充满了不屑和轻蔑。在她面前,我早已习惯了这种高高在上的姿attutude。

她没有被我的话激怒,脸上甚至连一丝波澜都没有。她只是看着我,眼神异常平静,平静得让我有些心慌。

“我不想每次买把葱,都要向你伸手,或者等你记在账上。”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想花自己的钱,花得硬气一点。”

说完,她就转身回了房,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对着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光影发愣。她那句“花得硬气一点”,像一根细小的针,精准地刺进了我心里某个最柔软又最虚荣的角落。

02

我以为淑芬说出去找活干,不过是一时气话,就像她以前跟我吵架,说要回娘家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毕竟,她这个年纪,又没什么文化和技能,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我不信她能坚持下去。

没想到,我这次真的看走了眼。

她说到做到。

一个星期后,她就通过一家家政公司,联系到了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消息是她在一个周日的早上告诉我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下周一开始上班,住家的,一个星期回来一天。”她一边收拾着自己的几件换洗衣物,一边对我说。

我当时正在阳台上给我那几盆宝贝君子兰浇水,听到这话,手里的水壶差点没拿稳。我转过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住家保姆?王淑芬,你疯了?!”

去给别人当保姆,伺候人?这要是传出去,我张建国的脸往哪儿搁?别人会怎么说我?说我张建国一个月拿近万的退休金,却刻薄到让自己老婆出去当保姆挣钱?我一辈子积攒下来的体面和声望,岂不是要毁于一旦?

“你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我把水壶重重地墩在窗台上,水溅出来,湿了我的裤脚,“你就是想让街坊邻居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挑衅,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近乎于麻木的平静。

“我没想让谁看笑话。”她说,“我只是想自己挣点钱,买点自己想买的东西,不用再看你的脸色,不用再等你那个账本。”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她骂道:“好!好!你行!你有骨气!我倒要看看,你能干几天!到时候别哭着喊着求我让你回来!”

我以为我的怒火会让她退缩,至少会让她跟我争吵。但她没有。她只是默默地拉上行李箱的拉链,然后说:“我走了。家里的钥匙我带一把,周末我回来会把我的那份生活费给你。”

说完,她就拉着那个小小的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门被轻轻带上,“咔哒”一声,像是我们之间某种东西断裂的声音。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粗重的喘息声。我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铺天盖地的愤怒和羞辱感,我觉得她这一走,是在狠狠地打我的脸。

另一方面,我心里又隐隐升起一丝病态的快意,我想,去吧,去尝尝外面的苦头,去看看挣钱有多不容易,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个家,我这9800块的退休金,对你来说是多么安稳的港湾。

淑芬走后的第一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家里没人念叨了,电视声音可以开到最大,抽完烟的烟灰可以直接弹在地板上,换下来的臭袜子可以随手扔在沙发底下。我给自己炒了两个硬菜,倒了一杯白酒,自斟自饮,心里想着,没了她,我的日子照样过,说不定还更舒坦。

然而,这种舒坦并没有持续多久。

第二天,我宿醉醒来,头痛欲裂,家里一股剩菜和酒精混合的馊味。我挣扎着起床想喝口水,却发现暖水瓶是空的。厨房里,昨晚的碗筷堆在水槽里,上面凝着一层油腻的白油。我这才意识到,以前这些事,都是淑芬做的。我每天早上醒来,桌上永远有热好的牛奶和馒头,暖水瓶里永远有烧开的热水。

我笨手笨脚地开始自己收拾。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一套十二个,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几个了。看着那堆碎片,我心里没来由地一阵烦躁。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生活彻底乱了套。我不会用洗衣机,把白衬衫和掉色的牛仔裤扔到一起,结果白衬衫被染得一块蓝一块灰。

我做的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吃了两天外卖,又觉得油腻得反胃。整个屋子,因为没人打扫,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沙发上、茶几上,都散落着我的报纸、衣服和杂物,像个垃圾堆。

到了周末,我几乎是盼着淑芬回来的。我甚至想好了一套说辞,准备在她回来的时候,给她个台阶下,让她别干了。

周日下午,门锁响了。淑芬回来了。

她看起来比走的时候憔悴了一些,眼窝有点深陷,但精神头却似乎比在家的时候要好。她手里提着一个装着水果的网兜,有苹果,有香蕉。



我坐在沙发上,板着脸,等着她开口服软。

她换了鞋,把水果放在茶几上,然后从钱包里数出三百块钱递给我:“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先预支一半给你。下半个月的,我下次回来再给。”

我愣住了。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全被她这三百块钱给堵了回去。她根本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她这是在用行动告诉我,她要将这份“事业”进行到底

我憋着一口气,接过钱,冷冷地说:“挣着钱了?硬气了?”

她没理会我的嘲讽,只是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然后说:“雇主家人挺好的,是个文化人,姓李,一个人住个大房子,挺清静的。就是家里大,活儿多,有点累。”

她提起那个“李先生”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陌生人。但我听着,心里却格外不是滋味。她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际圈子,而我,被排斥在外。

“哼,文化人?”我撇撇嘴,“文化人就能让你一个快六十的老婆子去伺候他?我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她说:“建国,你把人心想得太坏了。”

那一整天,我们之间的气氛都很尴尬。她默默地把家里打扫了一遍,洗了堆积如山的脏衣服,然后做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俩相对无言。吃完饭,她就回卧室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又走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个月。她每周回来一次,像个来家里打短工的钟点工,干完活,交了钱,就匆匆离开。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除了那笔雷打不动的AA生活费,我们几乎无话可说。

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也渐渐习惯了她这种候鸟式的回归。我的嘴上依旧强硬,每次她回来,我都要刺她几句,说她在外面伺候人,丢人现眼。

但我的心里,却一天比一天空落。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就像潮水一样,要把我整个人淹没。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躺在床上一天没吃饭。我拿起手机,翻到淑芬的号码,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打过去。我拉不下那个脸。我张建国,什么时候需要靠一个去当保姆的老婆来照顾了?我硬扛着,自己找了点药吃下去,喝了点热水,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

等我病好了,淑芬周末回来,看到垃圾桶里塞满了药盒子,问我:“你病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

她没再多问,只是默默地去厨房,给我熬了一锅小米粥。那晚,我喝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粥,胃里暖了,心里却酸得厉害。

真正的冲突爆发,是在快过年的时候。

那次淑芬回来,我无意中瞟到,她手腕上多了一个镯子。那镯子是玉的,水头很好,绿油油的,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看就价值不菲。

我的火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她一个月当保姆能挣多少钱?就算不吃不喝,也买不起这样的镯子!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镯子,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尖利:“这东西是哪来的?!王淑芬,你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在外面干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事?!”

我的话像一盆脏水,劈头盖脸地泼向她。我看到她的脸瞬间变得惨白,然后,一种巨大的羞辱感和愤怒,让她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她猛地把手从我手里抽了回来,力气大得让我吃惊。

“张建国!”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吼我,声音都在发抖,“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她举起戴着镯子的那只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

“这是李先生看我做事勤快,人也老实,过年多给的奖金!我自己拿着钱,去金店买的!花的是我自己的钱,我挣来的钱!你管不着!”

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我的脸上。我愣住了,看着她那副既委屈又倔强的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是我们结婚几十年来,她第一次用如此强硬的态度顶撞我。我感觉我的权威,我的尊严,在那一刻被她彻底击碎了。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理谁。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那个绿色的玉镯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它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开始疯狂地胡思乱想。那个“李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对一个保姆这么大方?给奖金,还给那么多,多到能买一个这么好的玉镯子?他和我老婆,到底是什么关系?

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嫉妒,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我突然发现,对于淑芬这几个月在外面的生活,我一无所知。她正在慢慢地脱离我的掌控,变成一个我完全陌生的,有着自己秘密的女人。而我,除了那笔可笑的AA制生活费,似乎再也抓不住她任何东西了。

03

时间就像指缝里的沙,抓不住,也留不下。

一晃,三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和淑芬的关系,在这三年里,已经彻底从“夫妻”降级成了“合租室友”,甚至比合租室友还要疏远。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最初的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到后来,有时候一个月才回来一趟。

每次回来,她都像是来完成一项任务。把她那份生活费通过微信转账给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然后把家里简单收拾一下,洗洗衣服,就又匆匆离开。我们之间的对话,也简化到了极致。

“回来了。”
“嗯。”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们坐在同一个客厅里,看着同一个电视,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家里的开销,我再也不用拿着账本去催了。每个月一号,我的手机都会准时收到她的转账提醒。这本该让我省心,但我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这种金钱上的两清,仿佛也在宣告我们感情上的互不相干。她用这种方式,彻底斩断了我和她之间最后一点牵扯。

我的退休生活,在别人看来是神仙日子。每天雷打不动地去公园遛弯、下棋,和一帮老伙计们聚在一起吹牛打屁。我依然是他们当中最体面的那个,9800块的退休金是我最大的底气。我跟他们吹嘘我的退休金有多高,吹嘘我儿子张伟有多出息,在一家大公司当上了部门主管。但我绝口不提淑芬。当有人问起“嫂子怎么好久没见”时,我总是含糊其辞地搪塞过去,“她啊,去儿子那儿帮忙了,年轻人忙,顾不上家。”

我用一个又一个谎言,维护着我那点可怜的自尊。

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孤独感就像附骨之疽,无孔不入。尤其是生病的时候,那种感觉最为强烈。有一次我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折腾了一晚上,整个人都快虚脱了。我躺在床上,连下地烧壶水的力气都没有。

那一刻,我特别想给淑芬打个电话,但我拿起手机,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手指却怎么也按不下去。我张建国,怎么能向一个去当保姆的老婆低头?

最后,我还是咬着牙,自己硬扛了过去。

而淑芬的生活,我只能从儿子张伟那里,零星地听到一些。

张伟偶尔会回来看我,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些吃的用的。他不止一次地劝我:“爸,你跟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别再这么犟了。你让她回来吧,家里我来负担。”

我总是把脸一板:“大人的事你少管!是她自己要走的,不是我赶她走的!”

张伟每次都只能叹着气离开。

有一次,他跟我说:“爸,我前两天去看我妈了。”

我装作不在意地“嗯”了一声,耳朵却竖得老高。

“我妈现在气色比以前好多了,人也精神,还会笑了。”张伟说,“她把雇主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专门去学了做什么营养餐。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侍弄花草,那些花花草草,被她养得可好了。她说,是跟着那位李先生学的,那位李先生懂的真多。”

听到“李先生”这三个字,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又酸又涩。淑芬的快乐,淑芬的改变,淑芬的新技能,都和一个姓李的男人有关,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她在我这里,是个连买把葱都要记账的家庭妇女;在别人那里,却成了会做营养餐、会侍弄花草的“能人”。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心里堵得慌。

“她就是给人当佣人的命!”我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

张伟看我的样子,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就在我和淑芬的关系即将冻结成永恒的冰川时,一件大喜事,像一块巨石,被狠狠地投进了这片死水。

儿子张伟和谈了多年的女友李静,决定结婚了。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既是喜悦,也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因为这意味着,我和淑芬必须为了儿子,重新站在一起,扮演一对“恩爱和睦”的父母。

我们必须一起去见亲家,一起商量婚礼的细节,一起在婚礼上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这场“假面舞会”,避无可避。

第一次双方家长正式见面,约在了一家高档的茶楼。李静的父亲因为在外地出差,没能赶回来,来的是她的母亲。



李静的母亲是个非常有气质的女人,穿着得体,谈吐不凡,一看就是生活在优渥环境里的人。这更加激发了我的好胜心和虚荣心。

我特意穿上了我最好的那套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在饭桌上,我谈笑风生,极力展现我作为前国企科长的风度和见识。

淑芬也被我从她雇主家“请”了回来。我提前警告她:“今天给我打起精神来,别给我丢人!该笑的时候笑,别拉着个脸,像谁欠你钱一样!”

她那天穿了一件她自己买的、看起来还算不错的连衣裙,化了点淡妆。她坐在我旁边,话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微笑点头,给亲家母倒茶。她的表现,还算得体,让我稍稍松了口气。

亲家母对我们很客气,她说:“亲家公,亲家母,我们家就静静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娇生惯养。以后嫁到你们家,还请你们多多担待。”

我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亲家母你放心!静静嫁到我们家,我们绝对拿她当亲闺女待!我们家张伟要是敢欺负她,我第一个不饶他!”

气氛一派祥和。

我们聊了很多,从孩子的未来,到婚礼的筹备。亲家母的态度非常开明,她说:“彩礼什么的,我们家不讲究这些虚的。只要孩子们过得好,比什么都强。我们家老李的意思是,婚礼的费用,他全包了,一定要给孩子们办得风风光光的。”

我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亲家,真是通情达理,又有实力。我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亲家母笑着继续说:“说起来,也真是要感谢我们家老李。他这几年工作特别忙,全国各地到处飞,家里的事一点都顾不上。多亏了家里请了一位姓王的阿姨,把家里里里外外照顾得是井井有条,我们才能这么安心。老李常说,这位阿姨真是我们家的大功臣,等婚礼的时候,一定要请她来,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好好地谢谢她。”

亲家母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充满了感激。

而我,正端起茶杯准备喝茶,根本没把这番话往心里去。天下姓王的阿姨多了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坐在我身边的淑芬,身体猛地一僵。

她正端着茶壶,准备给亲家母续水。听到“姓王的阿姨”这几个字,她的手不受控制地剧烈抖了一下,滚烫的茶水瞬间从壶嘴里洒了出来,溅到了桌布上,也溅到了她的手背上。

“哎呀!”她低呼一声,慌忙缩回了手。

“你干什么!毛手毛脚的!”我立刻皱起眉头,压低声音训斥了她一句。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上不了台面!

亲家母也关切地问:“哎呀,亲家母,没烫着吧?”

“没事,没事,手滑了,手滑了。”淑芬的脸色有些发白,她抽出几张纸巾,一边擦拭着桌上的水渍,一边慌乱地解释着,头垂得很低,不敢看任何人。

我当时只觉得她在亲家面前失了态,让我很没面子,心里一阵恼火,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眼神深处那抹一闪而过的惊慌和恐惧。我更没有把亲家母口中那个“姓王的阿姨”,和我身边这个姓王的、正在当保姆的妻子联系到一起。

我怎么可能想得到呢?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04

自从见了亲家母,婚礼的筹备工作就正式被提上了日程。

这对我来说,就像一场漫长而又煎熬的“假面舞会”。我和淑芬,这对早已形同陌路的夫妻,必须在所有人面前,扮演一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的伴侣。

我们一起去婚纱店,为儿子和儿媳挑选礼服,也为我们自己挑选在婚礼上穿的衣服。

婚纱店里灯火辉煌,到处都是幸福的笑脸。年轻的情侣们依偎在一起,挑选着他们象征爱情的礼服。而我和淑芬,并肩走在其中,却像两个不小心闯入的异类,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爸,妈,你们也去试试衣服吧。”儿子张伟拉着我们,指着一排给父母准备的礼服说。

我挑了一套深色的中山装,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照,感觉自己又找回了当年当科长时的几分派头。

淑芬则被李静拉着,去试了一件暗红色的旗袍。当她从试衣间的帘子后面走出来时,我不由得愣住了。

那件旗袍剪裁得体,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依然保持得不错的身形。虽然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份被生活磨砺出来的沉静气质,配上这身旗袍,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店里的工作人员都围过来,真心实意地夸赞:“阿姨,您穿这身旗袍可真有气质!太好看了!”

李静也高兴地拍着手:“妈,您真漂亮!”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和我并肩而立的女人。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她穿着红嫁衣嫁给我时的样子。那时候的她,明媚、爱笑,眼睛里像是有星星。

是什么时候,她眼里的星星熄灭了呢?

“还行。”我转过头,避开镜子里她的目光,从喉咙里挤出两个字。这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

我看到镜子里的她,原本因为被夸赞而微微泛红的脸颊,瞬间又恢复了平日里的苍白。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失望,有嘲讽,或许还有别的我读不懂的情绪。然后,她默默地转过身,对工作人员说:“谢谢,就这样吧。”

我们还要一起拍全家福。

在摄影棚里,摄影师热情地指导着我们:“叔叔,靠近阿姨一点,对,搂着阿姨的肩膀!自然一点,笑一笑!”

我僵硬地伸出手,搭在淑芬的肩膀上。她的身体也是僵硬的,我们之间隔着几厘米的距离,仿佛隔着万丈深渊。我的手掌能感觉到她衣服布料的质感,却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

“笑啊!叔叔阿姨,想点开心的事情!儿子结婚,多大的喜事啊!”摄影师在一旁着急地喊。

我努力地咧开嘴,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能想什么开心的事情?我想起我那个空荡荡的家,想起我那个写满了“AA”的账本,想起她手腕上那个刺眼的玉镯子。

这种“表演”,让我感到身心俱疲,甚至比当年在单位里应付领导检查还要累。

儿子张伟不是傻子,他怎么会看不出我们之间的貌合神离。

拍完照回家的路上,他开车,我和淑芬坐在后座,一路无言。到了小区楼下,淑芬先下车回家了。张伟叫住了我。

“爸,”他靠在车门上,递给我一支烟,“你和我妈,到底怎么了?这几年,你们……”

我接过烟,却没有点燃,只是烦躁地在手里捏着:“大人的事,你少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你的婚结好,别想那些没用的!”

我用一种强硬的态度,掩饰着我内心的不安和愧疚。我不想,也不能在儿子面前,承认我的婚姻已经失败了,承认是我亲手把这个家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爸,那是我妈!”张伟的语气也激动起来,“她也是我婚礼上最重要的家人!我不想看到你们在我的婚礼上,还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你知不知道,李静都问过我好几次了,说感觉你和我妈关系不太好。”

“她一个小姑娘家懂什么!”我恼羞成怒,“我们好着呢!你赶紧回去陪你的静静,别在这儿跟我废话!”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我怕再多待一秒,我辛苦维持的父亲的威严,就会在他面前彻底崩塌。

婚礼的前一天,淑芬才从她雇主家匆匆赶回来。

她拉着那个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小行李箱,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疲惫。箱子里装的是她为婚礼准备的旗袍、鞋子和一些化妆品。

她一进门,就忙着把衣服挂起来,怕压出褶子。

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心里憋着一团火。为了这个婚礼,我推掉了所有的棋局和聚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而她,这个新郎的母亲,却在婚礼前一天才姗姗来迟,仿佛这只是一场与她无关的宴会。

“明天婚礼一结束,我就得马上赶回去。”她一边整理着东西,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李先生家里离不开人,他马上又要出差了,家里很多事情要我提前安排好。”

又是“李先生”!

这三个字像一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我积压已久的怒火。

我把遥控器重重地摔在茶几上,站起身,冲着她吼道:“你还知道回来啊?!你还真当自己是人家的人了?儿子的婚礼!一辈子就这一次!你比谁都忙!那个姓李的,他比你儿子还重要吗?!”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一样沉默,或者低声地反驳几句。

但这次,她却转过身,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极其疲惫又悲哀的眼神看着我。

“张建国,”她的声音沙哑而空洞,“你根本不懂。”

说完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她就拉着行李箱,走进了次卧。那是儿子以前的房间,自从她出去当保姆后,每次回来,她都睡在那间房里。我们的主卧,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气息了。

我愣在原地,反复咀嚼着她那句话——“你根本不懂”。

我不懂什么?我不懂她为什么宁愿去伺候一个外人,也不愿意待在自己家里?我不懂她为什么放着清福不享,非要去挣那点辛苦钱?还是说,她和那个“李先生”之间,真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不能言说的秘密?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而我们的家,却冷得像个冰窖。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我渴望在明天的婚礼上,在所有亲朋好友,尤其是在亲家面前,展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现实却是,这个家的基石,早已被我亲手拆得七零八落。

我对即将正式见面的亲家公,那个据说事业有成、通情达理的先生,既有一种门当户对的期待,又有一种莫名的、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的紧张和敌意。

而淑芬,我知道,她也一定没有睡着。她在那间小小的次卧里,内心又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和挣扎?一边是儿子的终身大事,一边是她自己那个无法言说的身份,她就像一个在悬崖上走钢丝的人,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

我们都在等待着天亮。

等待着那场盛大的,却又注定充满了谎言和讽刺的婚礼。

05

婚礼当天,天公作美,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

酒店门口,巨大的拱形花门上缀满了香槟色的玫瑰和洁白的百合,红色的地毯从门口一直铺到宴会厅深处,气派非凡。这一切,都是亲家公李先生的手笔,确实是大手笔,让我这个前国企科长都暗自咂舌。

我穿着那套笔挺的深色中山装,胸前戴着一朵写着“新郎父亲”的绸布红花,昂首挺胸地站在迎宾处。我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当年在单位里最风光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接受着每一位前来道贺的亲朋好友的恭维。

“老张,恭喜恭喜啊!你这下可算当公公了!”
“建国,你儿子真是一表人才,儿媳妇也漂亮!你真有福气啊!”
“张科长,看您这精神头,哪像是当公公的人,说您是新郎的哥哥都有人信!”

这些话语像醇厚的美酒,让我飘飘然,几乎要醉倒在这片虚荣的赞美声中。我那颗因为家庭矛盾而倍感煎熬的心,暂时被这盛大的场面和众人的吹捧给麻痹了。

淑芬也换上了那件暗红色的旗袍,化了淡妆。她站在我身边,虽然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眼神也总是习惯性地躲闪着,但至少在别人看来,我们还是一对体面的、为儿子的婚事而高兴的父母。这就够了,我心想,只要能把今天这场戏演完,一切就都好说了。

儿子张伟和新娘李静穿着华丽的礼服,像一对金童玉女,站在我们身旁,迎接着宾客。李静今天格外漂亮,幸福的光芒让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她挽着张伟的胳膊,不时地和我们说笑,努力地营造着一种“一家人”的和睦氛围。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看着人头攒动的宴会厅,看着衣着光鲜的宾客,心里那点因为淑芬而产生的不快,暂时被压了下去。今天,是我儿子大喜的日子,也是我张建国最有面子的一天。我绝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吉时已到,婚礼仪式正式开始。

悠扬的音乐声响起,宴会厅里的灯光暗了下来,只有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司仪是个很会搞气氛的年轻人,他用激昂高亢的声音,说着各种吉祥喜庆的祝词,引得台下掌声阵阵。

我和淑芬被安排在主桌的第一排,紧挨着亲家母。亲家母今天也穿得十分隆重,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笑容。我旁边的位子是空着的,那是留给今天另一个主角——新娘的父亲,我那神秘的亲家公的。

很快,新郎新娘在所有人的瞩目下,携手走上了舞台。张伟西装革履,英俊挺拔;李静婚纱洁白,美丽动人。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接受着全场的祝福,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幸福。

作为父亲,看到儿子成家立业,我心里自然是高兴的。我用力地鼓着掌,感觉眼眶都有点湿润。

司仪走到了舞台中央,笑着对台下说:“我们的新郎新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么,成就了这桩美好姻缘的,除了他们自己的缘分,更离不开双方父母的辛勤养育!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新郎的父母,张建国先生和王淑芬女士,上台接受新人的感恩敬茶!”

全场的目光“刷”地一下集中到了我们身上。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红花和衣领,准备迎接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高光时刻。我站起身,习惯性地想去拉淑芬的手,却发现她的手冰凉,手心里全是冷汗。

我低声对她说:“紧张什么!笑一笑!”

我们并肩走上舞台。在强烈的灯光下,我有些看不清台下宾客的脸,但我能感觉到,无数双眼睛正注视着我们。

儿子和儿媳给我们跪下敬茶,我喝了一口那甜得发腻的改口茶,给了儿媳一个厚厚的红包,说了几句场面话,总算顺利地完成了这个环节。

接下来,司仪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还要响亮。

“父爱如山,深沉而伟大!今天,我们美丽的新娘,终于找到了她生命中的另一座靠山!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是哪一座山,为她遮风挡雨,抚育她长大!下面,让我们用今天最最热烈的掌手,有请我们新娘的父亲,李文博先生,隆重登场!”

来了!我心里一动。我那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亲家公,终于要露面了。

我满怀期待地,和其他人一样,将目光投向了舞台的入口处。我甚至在心里预演了一下,待会儿该如何与这位成功的企业家亲家公握手,该说些什么既客气又显身份的话。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一个身影从入口的阴影里,慢慢地、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那是个看起来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身材保持得很好,没有中年男人常见的肚腩。他穿着一套量身定制的灰色西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充满了书卷气和成功人士的自信。

确实是人中龙凤,和我们家静静的母亲很般配。我心里暗自点头,觉得这门亲事,真是门当户对。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

我眯起眼睛,努力地想在记忆中搜索这张脸。是在什么商业杂志上见过?还是在什么电视新闻里?

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站在我身边的淑芬,整个身体都僵住了,像一瞬间被冰冻的雕塑。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她。

只看了一眼,我的心就猛地沉了下去。

只见淑芬的脸色,在舞台那五光十色的灯光照射下,白得像一张纸,没有一丝血色。她的嘴唇微微张着,控制不住地哆嗦着,仿佛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正向舞台中央走来的男人,那眼神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震惊、慌乱、恐惧,以及……绝望。

我的心头猛地一跳,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像电流一样窜遍我的全身。

我顺着她的目光,再次看向台上的那个男人。

而那个男人,那个名叫李文博的男人,似乎也感受到了这道异样的目光。他抬起头,视线越过人群,精准地落在了我们这边——准确地说,是落在了淑芬的身上。

在他看到淑芬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那温文尔雅的笑容,瞬间凝固了。他的脚步,也猛地停滞在了舞台的红毯上,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仿佛看到了什么最不可能出现的人。

全场的掌声还在继续,但舞台上的气氛,却变得无比诡异。

司仪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但他职业素养极高,立刻笑着打圆场:“看来我们的李先生看到女儿出嫁,也是太激动了!来,李先生,请到舞台中央来!”

李文博像是被司仪的声音唤醒了,他僵硬地挪动脚步,走到了舞台中央,但他那震惊和不解的目光,却始终没有从淑芬身上移开。

而我,我的大脑在这一刻,像是有无数个齿轮在疯狂地、失控地转动。

淑芬那惨白的脸……
那个男人震惊的表情……
淑芬口中那个“客客气气”的、姓李的雇主……
亲家母口中那个家里的大功臣,“姓王的阿姨”……
还有淑芬手上那个价值不菲的玉镯子……

无数个之前被我忽略的、看似毫无关联的碎片,在这一瞬间,疯狂地拼凑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血液倒流的、荒谬到极致的画面!

“嗡——”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千万只蜜蜂在我耳边疯狂地鸣叫。

我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李文博,这个温文雅尔的男人,不就是……不就是淑芬偶尔提起,那个对她“客客气气”,一个人住大房子,还教她养花的男雇主吗?!

我那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亲家公……

竟然就是……我老婆王淑芬,当了三年保姆,伺候了三年的那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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