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1992年的风，吹在脸上，还带着点煤烟味儿。
我叫李卫东，二十三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纺织厂里当技术员。
说是技术员，其实就是个管机器的，每天两点一线，厂里，家里，觉得人生能一眼望到头。
那天下了夜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永久牌自行车，晃晃悠悠地往家走。
路过工人俱乐部，门口乱糟糟的，好像是刚散了舞会。
一群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男女青年，在门口推推搡搡，大声笑着。
那个年代，这就是最时髦的夜生活。
我没什么兴趣，低着头，只想赶紧回家吃我妈给我留的那碗剩饭。
就在这时，我脚下好像踢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软软的，方方正正。
我停下车，借着昏黄的路灯一看，是个钱包。
黑色的，皮质，看起来就挺贵。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九十年代初，捡个钱包，那可是大事。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四周，刚才那群热闹的青年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三三两两的人影，没人注意到我。
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把钱包飞快地塞进我那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里，扶起车子，脚下蹬得飞快，像后面有鬼在追。
一口气骑回家，车都没停稳，我就冲上了楼。
我妈已经睡了，我蹑手蹑脚地进了自己的小屋，反锁上门。
后背已经湿透了，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的。
我把那个黑色的皮夹子掏出来，放在桌上，心脏还在砰砰狂跳。
这钱包，做工真讲究，边角缝线都那么细密，中间一个不认识的洋文烫金logo，在灯下闪着微光。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它。
一股淡淡的香味飘了出来，不是那种廉价的雪花膏味儿，很特别，很好闻。
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沓“大团结”。
我一张一张地数，手都在抖。
一张，两张，三张……足足二十张！
二百块钱！
我一个月工资，算上所有奖金，才一百五十块。
这二百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吞了口唾沫，感觉喉咙干得要冒烟。
除了钱，还有几张票据，一张是新华书店的，一张是百货大楼的。
还有一张名片。
我拿起来看，上面印着：XX摄影工作室，艺术总监，刘峰。
底下是一串电话号码。
我心里犯嘀咕，什么艺术总监？听着就玄乎。
我继续翻找，想找到失主的身份信息。
在一个夹层里，我摸到了一张卡片。
是工作证。
塑料的封皮，里面一张蓝底的一寸照片，下面是手写的钢笔字。
姓名：陈曼。
单位：红星纺织厂。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被谁打了一闷棍。
陈曼？
红星纺织厂？
这不就是我们厂新来的那个女主任吗？
那个从市里纺织总公司“下放”来抓生产的女强人？
我感觉手里的钱包，瞬间变成了一块烧红的烙铁。
怎么会是她？
那个每天在车间里板着脸，走路带风，眼神像刀子一样，能把人从里到外刮一遍的陈主任？
她来我们厂不到三个月，全厂上下，从车间主任到普通工人，没有不怕她的。
听说她背景很深，一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谁的面子都不给。
我这种小技术员，平时见了她，都恨不得把脑袋缩到领子里。
现在，我手里捏着她的钱包。
我脑子乱成一团浆糊。
还给她？
怎么还？
“陈主任，我捡了您钱包？”
她那种人，会不会以为我是偷的，或者想敲诈她？
我越想越害怕，把钱包“啪”地一下合上，扔在床上，好像那是个定时炸弹。
不行，不能这么还。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要不，明天偷偷放她办公桌上？
可她办公室的门，常年都锁着。
要不，交给厂保卫科？
那更不行了。保卫科那帮人，嘴碎得跟棉裤腰似的，不出半天，全厂都知道我李卫东捡了陈主任的钱包，里面还有二百块钱。
到时候钱对不对得上，都是个麻烦事。
我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目光又落回那个钱包上。
鬼使神差地，我又拿了起来。
刚才太紧张，好像没翻完。
我把所有夹层都捏了一遍。
在一个最隐秘的，几乎和皮子融为一体的暗层里，我摸到了一张薄薄的，很光滑的东西。
我用指甲，小心翼翼地把它抠了出来。
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照片。
相纸很高级，泛着光泽。
我慢慢展开。
借着台灯昏暗的光，我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了原地。
照片上，是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她侧躺在一张白色的绒毯上，身体的曲线，在柔和的光线下，像一座起伏的雪山。
她的脸微微侧着，眼睛闭着，嘴角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那不是一张低俗的，色情的照片。
它拍得很美，很艺术。
甚至，带着一种神圣感。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照片上的那张脸……
虽然比平时在车间里看到的要柔和，要年轻，要……妩媚。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就是陈曼。
我的主任。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了。
手里的照片，比那二百块钱，比那整个钱包，加起来还要烫手一万倍。
我的天。
我到底捡了个什么东西？
一个女人的钱包里，装着自己的裸照。
而且这个女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
一个在所有人面前，都表现得像个铁娘子一样的女人。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像一锅沸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这照片是谁拍的？
名片上那个叫刘峰的艺术总监？
他们是什么关系？
情人？
她为什么要拍这种照片？
她知不知道这张照片在她钱包里？
要是丢了，被别有用心的人捡到……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手忙脚乱地把照片按原样折好，塞回那个隐秘的夹层。
然后把钱包，工作证，钱，票据，所有东西都原样放好。
我把钱包塞到枕头底下，和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去了厂里。
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挎包里，那个钱包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坠着我的神经。
一进车间，就感觉气氛不对。
几个老师傅聚在一起，抽着烟，低声议论着什么。
看到我，他们立刻闭了嘴。
我师父王大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好人，朝我招了招手。
“卫东，过来。”
我走过去，心虚地问：“师父，怎么了？”
王师父压低声音：“出事了，陈主任昨天晚上，钱包被偷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叫出声。
“偷……偷了？”
“可不是嘛，”王师父一脸神秘，“听说是在工人俱乐部，刚从舞会出来，一转眼就没了。里面有二百多块钱呢，还有重要的证件。”
另一个师傅插嘴：“我听说是三百！还有美金呢！”
“别瞎说，”王师父瞪了他一眼，“反正就是丢了。今天一早，陈主任脸黑得跟锅底似的，把保卫科长骂了个狗血喷头。”
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手心直冒冷汗。
我不是偷的。
我是捡的。
可现在这情况，我说我捡的，谁信？
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好几次差点把零件装错。
陈曼没有来车间。
这很不寻常。
平时，她一天至少要下来巡视三趟。
她越是不出现，我心里就越是发毛。
感觉她就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猛兽，随时可能跳出来，把我撕成碎片。
午休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啃馒头。
脑子里还在天人交战。
到底该怎么办？
直接还给她？
告诉她，主任，我捡的，不是偷的，里面的东西一样没少。
那张照片呢？
我该怎么解释我看到了那张照片？
如果我不提照片，她会不会以为我没看到？
可万一她检查了呢？那个夹层那么隐秘，她肯定知道。
她发现照片还在，就会知道，我看过了。
一个下属，看到了女上司的裸照。
我用脚指头想，都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她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和名声，有一万种方法，能让我在这个厂里待不下去。
甚至，在这个城市都待不下去。
我越想越绝望。
要不，就把钱包扔了？
找个没人的地方，一把火烧了？
一了百了。
可那里面有二百块钱！
还有她的工作证，没了也很麻烦。
更重要的是，那张照片……
虽然只看了一眼，但那画面，已经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脑子里。
烧了它，总感觉……像是在犯罪。
一个下午，我都在这种煎熬中度过。
快下班的时候，陈曼终于出现在了车间。
她还是穿着那身半旧的蓝色工作服，但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得一丝不苟。
她的脸色确实很差，嘴唇紧紧地抿着，眼眶下面有淡淡的青色。
她的目光，比平时更加凌厉，像探照灯一样，在车间里扫来扫去。
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埋头干活。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低着头，假装在调试一台机器，眼角的余光却死死地锁定着她。
她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哒、哒、哒”，每一下，都像踩在我的心脏上。
她离我越来越近。
十米。
五米。
三米。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她在我身边停下了。
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手里的扳手，被我攥得死死的。
“李卫东。”
她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依旧清冷。
我慢慢地，慢慢地抬起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陈……陈主任。”
“这台机器，怎么回事？噪音这么大。”她指着我面前的机器，皱起了眉头。
“哦，有……有点小问题，轴承可能要换了，我正在调。”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小问题？”她的声调提高了一点，“我听这个声音，至少有两天了吧？为什么不早点上报？”
“我……我以为自己能修好。”
“你以为？”她冷笑一声，“技术科是干什么吃的？生产条例都忘了？任何故障，超过八小时必须上报，你当技术员第一天？”
我被她训得满脸通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围的工友们，都远远地看着，没人敢上来解围。
“下班前，把检修报告交到我办公室。”
她说完，不再看我，转身，继续往车间深处走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松了一口气，又提起一口气。
她好像……并不知道是我。
她的注意力，还在工作上。
可她让我去她办公室。
那是我第一次，要和她单独待在一个空间里。
我看着挎包，那个罪恶的源头，就躺在里面。
我该带着它去吗？
这一下午，剩下的时间，我过得像一年那么长。
我胡乱写了一份检修报告，每个字都像蚯蚓一样扭曲。
下班铃响了。
工友们像潮水一样涌出车间。
我师父王大年拍了拍我的肩膀：“卫东，别往心里去，陈主任就那脾气，对事不对人。”
我勉强笑了笑。
师父，你不懂。
她要是只跟我谈工作，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磨磨蹭蹭地收拾好东西，挎上包。
钱包，还在里面。
我决定带着它。
这像一场赌博，赌注是我的前途，甚至是我的人生。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也许是潜意识里，我不想再被这个秘密折磨下去了。
长痛不如短痛。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了办公楼。
陈曼的办公室在二楼最里面。
门虚掩着，里面透出光。
我站在门口，抬起手，却迟迟不敢敲下去。
手心里全是汗。
“进来。”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她好像知道我来了。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她的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
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两把椅子。
她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头上罩着一盏绿色的台灯，光线把她的脸分割成明暗两部分。
“报告放桌上吧。”她头也没抬。
我走过去，把那张写得乱七八糟的报告，轻轻放在桌角。
我没有走。
我就那么站着。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我的呼吸，又粗又重。
她的呼吸，很轻，很稳。
过了大概一分钟，她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文件，抬起头看我。
她的目光，很平静，甚至有些疲惫。
“还有事？”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平时让我不敢直视的眼睛。
在台灯的光晕下，我发现她的眼睫毛很长，瞳孔的颜色，是很深的褐色。
我鼓起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从挎包里，掏出了那个黑色的钱包。
我把它放在了办公桌上，推到她面前。
“陈主任，”我的声音在抖，但我努力让它听起来很镇定，“这个……是您的吗？”
在她看到钱包的一瞬间，她脸上的那种疲惫和冷静，瞬间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震惊，混合着恐惧和一丝……羞愤的表情。
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她没有立刻去拿那个钱包。
她的目光，像两把锋利的解剖刀，死死地钉在我的脸上。
她想从我的表情里，看出些什么。
我任由她看着，没有躲闪。
我的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该来的，总会来。
“你在哪儿找到的？”她的声音，比刚才还要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工人俱乐部，门口。”我一五一十地回答，“昨天晚上，我下夜班路过。”
“里面的东西……”
“我看了。”我没等她问完，就直接说了出来，“钱，票据，还有……您的工作证。”
我说得很慢，故意停顿了一下。
她的身体，微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她放在桌子上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指节都发白了。
“还有呢？”她几乎是咬着牙问。
我知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还有……一张照片。”
我说完这四个字，她脸上的血色，瞬间就褪得干干净净。
她猛地站了起来，动作太急，椅子腿和地面摩擦，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你！”
她指着我，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是一种被剥光了所有伪装，所有盔甲，赤裸裸地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极致的恐惧和愤怒。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在我的印象里，她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无坚不摧的陈主任。
但此刻，她只是一个被秘密扼住了喉咙的，脆弱的女人。
我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大仇得报”的快感。
反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怜悯。
“主任，”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她的眼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照片……你……”她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看到了。”我坦白了，“就看了一眼。”
“你都看到了什么……”她的声音，像是在梦呓。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我说：“很……很干净的一张照片。”
我说完，她突然就没了声音。
办公室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偷偷抬眼看她。
她又坐了回去，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在椅子上。
她用手捂住了脸，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她在哭。
无声地哭泣。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该安慰她？还是该赶紧滚蛋？
过了很久，她终于放下了手。
她的眼睛红红的，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冰冷的平静。
她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想要什么？”她问。
我愣住了。
“什么……想要什么？”
“钱？”她指了指钱包，“里面的钱，你都拿走。不够的话，我再给你。”
我摇了摇头。
“那……是想让我给你升职？”她嘴角勾起一丝嘲讽的笑意，“技术科副科长？还是车间副主任？”
我感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陈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急了，“我没想过要用这个来要挟你！”
“那你想干什么？”她逼视着我，“李卫东，别跟我装傻。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捡到了自己女上司的这种照片，你把东西送回来，什么都不要？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我……”我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为什么要送回来？
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也许，是这二十多年我妈教我的，做人要正直？
也许，是我骨子里的懦弱，让我不敢占有这笔不义之Cai？
也许……
也许，是我看到她在那张照片里，那种脆弱而美好的样子，让我不忍心，让它落到别人手里。
“我没想过要怎么样。”我看着地面，闷声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给您。它很重要。”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钱包”。
我相信，她能听懂。
她沉默了。
她又重新开始审视我。
这一次，她的目光里，没有了刚才的敌意和戒备，多了一些探究和……困惑。
“你……没有告诉任何人？”
“没有。”我立刻回答，“除了您，和我，没人知道。”
“你也没有……复制它？”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1992年，复印照片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没有！”我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到之后，就立刻把它折好，塞回去了。我发誓。”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好像要确认我说的每一句话的真伪。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她把那个钱包，拿了过来，打开。
她没有去数那沓钱。
她直接伸进那个最隐秘的夹层，用两个手指，把那张照片，夹了出来。
她没有看照片。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打火机。
“咔哒”一声，蓝色的火苗，在昏暗的办公室里，跳动了一下。
她把照片的一角，凑到火苗上。
相纸很快被点燃，卷曲，变黑。
火光，映着她的脸，明明灭灭。
我看到，她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很快，那张曾经让我心惊胆战的照片，就变成了一小撮黑色的灰烬。
她松开手，灰烬飘落在烟灰缸里。
做完这一切，她像是完成了一个庄严的仪式。
她把钱包推回到我面前。
“里面的钱，你拿着。”她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但多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我不能要。”我把钱包又推了回去。
“这不是交易。”她说，“这是……封口费。”
“我不需要封口费。”我梗着脖子说，“我说过，这件事，天知地地知，你知我知。我李卫东，虽然没什么出息，但这点骨气还是有的。”
她又愣住了。
她大概从来没想过，一个在她眼里，微不足道的小技术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她。
我们两个人，就为这一个钱包，在办公桌上，推来推去。
“拿着！”
“我不要！”
“李卫东，这是命令！”
“命令我也不能要！”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陈主任，您还在吗？”
是保卫科长的声音。
陈曼的脸色，瞬间一变。
她飞快地把钱包收进抽屉，冲门口说：“什么事？”
“哦，没啥事，我就是看看您这灯还亮着，问问您需不需要我送您回家。”保卫科长在门外谄媚地笑着。
“不用了，我还有点工作。你先走吧。”
“好嘞，那您也早点休息。”
脚步声远去了。
陈曼松了口气。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走吧。”她说。
“那这个……”我指了指抽屉。
“东西我收下了。钱，我明天会取出来。你不要，我就把它交到厂工会，算你拾金不昧的奖金。”她说。
这倒是个好办法。
这样一来，我既拿了钱，又撇清了关系。
“好。”我点了点头。
我转身，准备离开。
“李卫东。”
她又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
“今天的事，”她顿了顿，“谢谢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我说“谢谢”。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空无一人，晚风从窗户吹进来，很凉。
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大仗，浑身都虚脱了。
但心里，那块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从那天起，我跟陈曼之间，似乎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们在厂里遇到，还是跟以前一样。
她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陈主任。
我还是那个低头走路的小技术员。
我们点头，或者不点头，擦肩而过。
谁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一个星期后，厂里的广播，在午休时响了。
“下面播报一则表扬通告：一车间技术员李卫东同志，拾金不昧，将捡到的钱包交还失主，失主为表示感谢，特奖励二百元。厂工会经研究决定，对李卫东同志进行通报表扬，并号召全厂职工，向李卫东同志学习……”
广播响了三遍。
整个车间都炸了锅。
所有人都围过来看我，像看什么稀有动物。
“卫东，可以啊你！”
“二百块啊！你小子发了！”
“快请客！去国营饭店！”
我被他们簇拥着，脸上笑着，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我偷偷看了一眼，不远处，陈曼正站在车间门口，和几个干部在说话。
她没有往我这边看。
她的侧脸，在阳光下，轮廓分明，还是那么冷峻。
只有我知道，那二百块钱，是什么钱。
那不是奖金。
那是我们之间，那个永远不能说的秘密的，封印。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有些东西，确确实实地，不一样了。
陈曼对我，不再像以前那么苛刻。
有一次，一台进口的机器出了故障，所有老师傅都束手无策。
我研究了一晚上图纸，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维修方案。
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在胡闹。
是陈曼，力排众议，拍板说：“让他试试。”
结果，我成功了。
从那以后，我在厂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年底，技术科评先进，我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知道，这背后，有她的功劳。
她没有给我升职，也没有给我加薪。
但她给了我一个，我最需要的东西。
机会。
一个能让我施展自己才华，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我们之间，依旧没什么交流。
但偶尔，在会议室，或者在走廊上，我们的目光会不经意地对上。
在那一瞬间，我会从她那双冰冷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只有我能读懂的，复杂的情绪。
有感激，有戒备，有试探，甚至还有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一年后，厂里进行岗位改革。
技术科成立了一个新的攻关小组，专门负责技术革新。
陈曼亲自点将，让我担任了小组的组长。
我成了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
我搬进了办公楼，有了自己的一张办公桌。
就在陈曼办公室的外面。
我们成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我们开始有了工作上的，频繁的接触。
我会拿着各种报表和图纸，去敲她的门。
“陈主任，这是我们小组这个月的研发计划。”
“陈主任，关于这个新项目，我有点不同的想法。”
她会很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提出她的意见。
她很专业，很敏锐，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因为一个技术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
但都是对事不对人。
争论完，她会突然问一句：“晚饭吃了吗？”
我会愣一下，然后说：“还没。”
“一起去食堂吧。”她说。
于是，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会和我们厂里，那个三十多岁，离了婚，让所有男人都望而却e却的女主任，一起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吃着三毛钱一份的白菜豆腐。
我们聊工作，聊厂里的八卦，聊最新的电视剧。
就是不聊，那个夜晚。
那个秘密，像一道看不见的屏障，横在我们中间。
我们谁都不会去触碰它。
但它又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们两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市里出差。
回来的时候，下了大雨，最后一班回厂的公交车，也停运了。
我们被困在了市区的招待所。
只剩下一个房间了。
招待所的大妈，用一种“我懂的”眼神看着我们。
“你们俩，凑合一晚呗？我们这房间是双人床。”
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
我偷偷看陈曼。
她倒是很镇定。
“行，开吧。”她对大妈说。
然后，她转过头，对我说：“你睡床，我睡沙发。”
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那个晚上，我们第一次，在工作之外，独处一室。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哗哗的雨声。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她躺在沙发上，用一件军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黑暗中，我能听到她均匀的呼吸声。
她好像睡着了。
我的脑子里，又不受控制地，想起了那张照片。
想起她在照片里，那毫无防备的，安详的睡颜。
和此刻，躺在沙发上的她，重合在了一起。
我的心，跳得很快。
“李卫东。”
黑暗中，她突然开口了。
我吓了一跳。
“啊？主任，您没睡着？”
“睡不着。”她说，“雨太大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那个拍照片的人，”她突然说，“是我前夫。”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没想到，她会主动提起这件事。
“我们是大学同学，”她的声音，在黑暗中，听起来很遥远，“他学摄影，我学美术。那张照片，是我们的毕业创作。”
“我们觉得，那是艺术。是美的。”
“后来，我们结了婚。再后来，他出了轨。跟一个比他小十岁的模特。”
“离婚的时候，他把所有照片都还给了我。他说，他配不上这些美好。”
“我把它们都烧了。只留下了那一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想留住一点，曾经天真过的证据吧。”
“我把它放在钱包里，最隐秘的夹层。我以为，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没想到……”
她没有再说下去。
但我都懂了。
那不是一个肮脏的，羞耻的秘密。
那是一个女人，一段破碎的青春。
“对不起。”我说。
“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她反问。
“我不该……看到它。”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她轻轻地叹了셔气，“让你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我。”
“一个……脆弱的，失败的我。”
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告诉她，她不失败。
一点也不。
在我心里，她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坚强，都要了不起。
但我没说出口。
我只是轻声说：“主任，您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李卫东。”
“嗯？”
“以后，没人的时候，别叫我主任。”
“那……叫什么？”
“叫我陈曼。”
第二天，雨停了。
我们坐最早的一班车，回了厂里。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昨天晚上的对话。
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那道屏障，已经消失了。
我们成了朋友。
真正的，可以交心的朋友。
我们会一起讨论技术问题，也会一起吐槽食堂的饭菜。
她会告诉我，她女儿在学校又考了第一名。
我也会告诉她，我妈又逼着我去相亲了。
厂里开始有流言蜚"语。
说我李卫东，是靠着裙带关系上的位。
说我跟陈主任，关系不正常。
那些话，很难听。
有一次，我跟一个说得最凶的家伙，在车间里打了一架。
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陈曼知道了。
她没有批评我。
她只是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红药水和棉签，默默地给我处理伤口。
棉签蘸着药水，擦在我嘴角的伤口上，很疼。
“疼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
“李卫东，”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管不住。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就够了。”
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脸，看着她眼睛里的那份关切。
我突然觉得，为了她，就算再打十架，也值了。
1995年，厂里效益越来越差，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很多人都选择了“下海”。
我也动了心思。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陈曼。
我以为她会劝我留下。
但她没有。
她只是问我：“想好了？”
我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
“南方。深圳。”
“好。”她说，“我支持你。”
她帮我办了停薪留职。
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她请我吃饭。
还是在那个我们经常去的小饭馆。
她点了很多菜。
还点了一瓶白酒。
“我不会喝酒。”我说。
“今天，陪我喝一点。”她说。
她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李卫东，”她举起杯，“这杯酒，我敬你。”
“为我们，这几年的相识。”
“也为你，未来的前程似锦。”
我们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
我们聊了很多。
聊过去，聊未来。
我们第一次，聊起了那张照片。
“你知道吗，”她喝得脸颊绯红，眼睛亮晶晶的，“那天晚上，你把钱包还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想过，要杀了你。”
我笑了。
“我知道。”
“但你没有。”她说，“你没有要钱，也没有要挟我。你只是，把那个秘密，还给了我。”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
“李卫东，你是个好人。”
我们从饭馆出来，已经很晚了。
她喝醉了，走路摇摇晃晃。
我扶着她，送她回家。
在她家楼下，她突然停住脚步，转过身，看着我。
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卫东，”她叫的，是我的名字，“抱我一下。”
我愣住了。
我看着她，在酒精和月光下，那张不再冰冷的，带着一丝迷离和脆弱的脸。
我伸出手，轻轻地，把她拥进了怀里。
她的身体，很柔软，带着淡淡的酒香和她身上特有的香味。
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
我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浸湿了我的衬衫。
“到了深圳，要好好的。”她在我怀里，闷声说。
“嗯。”
“要经常给我写信。”
“嗯。”
“要是……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厂里，我还给你留着位置。”
“嗯。”
我不知道抱了多久。
直到她在我怀里，慢慢地，睡着了。
我把她，送回了家。
给她盖好被子，就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
看着这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
我没有等到天亮。
我给她留了一张字条。
“陈曼，谢谢你。等我回来。”
然后，我背起行囊，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我在深圳，待了十年。
我从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做起，做到了外企的部门经理。
我吃了很多苦，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
她会告诉我，厂里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她女儿考上了哪所大学。
我也会告诉她，我又签下了一个多大的订单。
我又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姑娘。
我们的信，都很厚。
我们什么都聊。
就像两个，最亲密的朋友。
2005年，我回来了。
我没有告诉她。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城市，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纺织厂。
厂子已经倒闭了。
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
我打听了很久，才找到了她的新家。
我站在她家门口，就像很多年前，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一样。
心情，同样忐忑。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漂亮的女孩。
“你找谁？”女孩问。
“我找……陈曼。”
“你是我妈的朋友？”
“……嗯。”
“妈！有人找！”女孩冲屋里喊。
一个身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
她的眼角，有了细纹。
她的头发里，也夹杂了银丝。
但她看到我的一瞬间，那双眼睛，还是立刻就亮了。
“卫东？”
她的声音，在抖。
我笑了。
“陈曼，我回来了。”
那天，我留在了她家吃饭。
她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女儿，也就是当年那个开门的女孩，叫婷婷，已经大学毕业，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吃饭的时候，婷婷一直好奇地打量我。
“妈，这位叔叔，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很厉害的李卫东？”
陈曼瞪了她一眼：“就你话多。”
我笑了笑。
饭后，婷婷很懂事地，拉着她爸爸，一个看起来很忠厚老实的男人，出去散步了。
把空间，留给了我们。
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茶。
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一起坐在食堂，吃着白菜豆腐。
“你……结婚了？”我问她。
“嗯，”她笑了，很幸福的样子，“前年结的。你师父，王大年，给我们介绍的。一个中学的老师，人很好。”
“那就好。”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你呢？”她问我，“还在一个人？”
我点了点头。
“在深圳，也谈过几个。但总觉得……不对。”
“是你眼光太高了。”她笑着说。
我们又聊了很多。
聊这十年，各自的生活。
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楼下。
“卫前，”她突然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什么？”
“当年，你为什么……要把钱包还给我？”
这个问题，她十年前问过。
现在，她又问了一遍。
我看着她，在月光下，那张平和而幸福的脸。
我想了想，笑了。
“可能，是怕你扣我工资吧。”我开玩笑说。
她也笑了。
“说正经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觉得，那张照片很美。”
“我不想，让那么美的东西，被毁掉，或者，被别人看到。”
我说的是实话。
是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
她看着我，眼睛里，泛起了泪光。
“谢谢你，卫东。”她说，“谢谢你，保护了它。”
也保护了，那个时候，脆弱的我。
后面这句话，她没说。
但我听懂了。
从那以后，我留在了这个城市。
我开了自己的公司。
我和陈曼，成了很好的朋友。
或者说，是亲人。
我会去她家蹭饭，她丈夫和婷婷，都很喜欢我。
她也会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出主意。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那个关于钱包和照片的秘密。
但我们都知道。
那个秘密，是我们这段奇妙缘分的，开始。
它像一颗种子，在1992年的那个夏天，被埋下。
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根，发芽。
最后，开出了一朵，叫做“懂得”与“珍惜”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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