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什么是“文化自觉”？

与费孝通先生在一起

什么是“文化自觉”？

曲 润 海

我知道费孝通先生较早，但相见很晚。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后，邀请费孝通先生去做学术报告，他欣然答应。他的话不能全听懂，就请在座的方李莉翻译。之后这篇报告全文发表，再看，是一篇很完整的论文。

他那平易如谈家常，却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文风，令人十分佩服。后来我到了我们炎黄文化研究会，接触多了起来，他那书生意气、文人胆识、坦荡襟怀、学者风范的人生品格，更加令人敬仰。他不辞辛劳的实践精神，使他每事必亲历考察，养成了动的习惯。动则活，动则思，动则新，“年既老而不衰”。

费孝通先生像一尊大佛。他“自觉”，又能启发他人“自觉”。他的思想财富是“无量”的。

费孝通先生赠书并签名

“文化自觉”已经写进共产党的中央文件里，“文化自觉”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政治口号，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高自觉性、主动性或者主观能动性。更不可把“文化自觉”当成套话，挂在口头上。

这个概念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任会长费孝通先生1997年在北京大学提出来的。

他说，提出“文化自觉”，目的是想总结一下，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他说，不少人对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感兴趣，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

“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他提出，“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

他完整地阐释“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以上引文见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与“文化自觉”相关的另一个人文命题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见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他认为在经济的全球化格局下，人类社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方面还是多元的。就是说，各种文化应该相互承认，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宽容。这实际上也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原话(《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费老“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他说：“‘和而不同’这一古老的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费老是在总结历史、观察世界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提出未来中国未来世界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我们不妨也遵循文化自觉的思路，看一看戏曲文化的历史及其特色，这对我们戏曲艺术教育、戏曲艺术的发展繁荣有所启示。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要数一数家珍，盘点一下有些什么人才，有些什么教学剧目，有些什么唱腔音乐，有些什么装扮、脸谱，有些什么规制、讲究，来确定我们的艺术教育。

要十分明确，戏曲艺术要发展繁荣，只有一个层次的演员是不够的，要夯实基础，要出类拔萃。每个层次都要有一个大小不等的群体，才好出类拔萃。

只有演员还不够，还要有创作、理论研究、管理人才。而创作人才也不仅仅是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哪一方面都不能少。

在这方面，办职业学院比起过去单一的中专来，条件显然要优越一些。这个环节现在尤其要抓住。如果成了职业学院，培养的对象还仅仅是中专程度的演员，那办这个学院的意义就不大了。

现在一些地方在艺术创作上成效不大，关键是缺乏创作人员，而不是演员。轻视创作人才的培养、保护，要吃大亏。当然，要培养高档次的创作人员，职业学院的教育显然不够。

与费孝通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恭王府）

现在一些地方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与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艺术高校合作或委托培养，是一条可走的途径。这也类似艺术创作上“墙里开花墙外香” “外来和尚好念经”的现象，不可忽视。这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瞎话不同。这里的前提是，你想要有人才，但是暂时还没有，经过合作或委托培养使你有了，和那种不要人才却要用人才的幻想，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培养艺术人才上，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宣传文化主管部门，要下血本！这是货真价实的的文化自觉！

曲润海写于2013年8月8日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男，出生于江苏吴江，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等。

费孝通曾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毕业后参加乡村建设。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2年，加入民盟，历任民盟中央委员等职。1942年至1943年，访美期间出版《云南三村》。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2年至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2年，合作翻译《世界史》。1978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79年，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1987年，创办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1999年至2004年，出版《费孝通文集》（16卷本）。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费孝通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结合，代表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曾获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等，并获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