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主义者的2026

文｜土行孙

1913年的元旦，亨利·福特透过窗户，望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透过底特律寒冷的空气、照入高地公园工厂工地的时候，他清晰地认识到，他正在做一件汽车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

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就将在半年后开始运行，汽车将真正成为大众的消费品，从而成为人类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横亘至今。但他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是，从这一刻开始，规模化已经成为汽车工业的第一性原则，被深深刻入这个产业的DNA里。

此后一百年的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史，无论是兼并还是收购，无论是平台还是整合，都是对这个原则的发散和践行。

问题是，在智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发展主体时，这个第一性原则发生变化了吗？这个行业，终究会往何处去？

汽车工业的百年变革，本质上是一场认知逻辑的演进史。在对未来的研判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却始终未能突破自身的认知局限——前者执着于逻辑演绎的必然性，后者困于历史经验的连续性。

在过去的2025年，我发现，某些“电车人”思维的哲学本质是理性主义的。

理性主义的认知逻辑，建立在“公理-演绎-必然”的闭环之上。它将产业未来视为一个可通过纯粹逻辑推导得出的唯一解，坚信只要技术路线在理论上自洽、发展模式在逻辑上完备，便具备不可逆转的实现性。这种思维的核心是对“确定性”的执念——它排斥模糊性与变量，试图以严密的逻辑体系穷尽未来的所有可能性。

然而，汽车工业的演进从来不是纯粹的理论推演，技术可行性与市场接受度、社会约束与人性需求之间，存在着无数逻辑无法预判的鸿沟。当理性主义将“逻辑自洽”等同于“现实必然”，便会陷入认知的傲慢，忽视产业发展的非线性与复杂性，最终导致决策与现实脱节。

而经验主义泛滥的的代表则是油车系统。

相较之于电车理性主义，油车的经验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将认知锚定在“经验-归纳-连续”的路径之上。它认为未来是过往实践的线性延伸，历史数据与既有经验是判断一切趋势的唯一依据，任何超出经验范畴的突破都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这种思维的核心是对“连续性”的依赖——它以历史的确定性对冲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底线。但当技术革命、消费升级、社会变迁等因素打破历史的连续性时，经验主义便会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过往的成功经验可能成为未来的认知枷锁，让产业在趋势迭代的关键节点丧失突破的勇气，无法敏锐捕捉超出经验边界的新信号，最终在变革中被时代淘汰。

无论是理性主义的“确定性执念”，还是经验主义的“连续性陷阱”，本质上都是静态的认知模式——它们都将对未来的判断视为一个终局性结论，而非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这种认知方式，在产业变革加速的当下，已难以应对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

而我则以为，对汽车产业未来的认知，必须是贝叶斯主义的。其本质是动态概率下的有限理性与开放迭代。这并非是对前二者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更具适应性的动态认知框架，是以“概率更新”为核心，明确了认知的边界与迭代法则。汽车产业的未来思考，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而是尊重并真正契合汽车工业在不确定性中前行的本质规律。

回顾百余年的汽车工业发展历程，每一代汽车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局限，也就是“认知的有限性”。人类无法摒弃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因此就必须时刻警惕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

未来从来不存在唯一的、可被穷尽的终极答案，而是将对未来的判断定义为一个“概率分布”——所有趋势预测都是基于当前信息的“临时结论”，而非永恒真理。这与理性主义的“必然论”形成鲜明对比：理性主义坚信逻辑推导的终极性，贝叶斯主义则接受认知的不完备性，将不确定性视为认知的固有属性。

当我们争论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时候，我们不如坚守“证据的关联性”，从而拒绝无依据的逻辑自洽与经验惯性。

贝叶斯主义的概率更新并非盲目接纳所有新信息，而是强调“证据与判断的强关联”——只有那些能够直接影响趋势走向的核心事实（如技术突破、需求变迁、制度调整），才能成为更新认知的有效证据。

这既区别于理性主义“脱离现实的逻辑闭环”，也不同于经验主义“不分主次的经验堆砌”：它既不迷信纯粹的逻辑推演，也不盲从过往的历史数据，而是以“证据关联性”为标尺，筛选有效信息，校准认知方向。

对产业基本规律的认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迭代过程——先验概率是基于既有理性认知与经验沉淀的初始判断，后验概率则是通过新证据修正后的动态结论，而每一个后验概率又会成为下一轮认知的先验基础。这种“持续迭代”的认知模式，让产业能够在变化中不断调整方向，既不固守既定结论，也不陷入无方向的摇摆，始终在动态中逼近对未来的本质认知。

所以在扑面而来的2026年里，我希望汽车这个行业可以更加冷静地看待产业发展问题：

一方面，要以理性主义的逻辑推演为基础，锚定符合产业本质规律的技术方向与发展模式（如能源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优化的核心诉求），确保决策不脱离产业发展的核心逻辑；另一方面，要以经验主义的历史数据与实践成果为参考，校准初始概率的合理性（如基于过往市场反馈调整产品研发的优先级），避免决策陷入纯粹的理论空想。先验概率的锚定，本质上是“理性筑基、经验赋能”的过程，为后续的认知迭代提供坚实的初始基础。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并非所有新事实都具备同等的认知价值。

贝叶斯主义的决策原则强调“证据权重分层”：要区分“核心证据”与“边缘证据”，优先以能够影响产业核心矛盾的事实（如关键技术突破、消费需求结构性变迁、政策底层调整）为依据，更新认知与决策；对于次要信息（如短期市场波动、局部场景反馈），则赋予较低权重，避免被噪声信息误导。这种“核心矛盾优先”的逻辑，让产业决策能够抓住关键变量，在复杂信息中保持清醒的认知方向，不陷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

贝叶斯主义者的的迭代并非“全盘否定式”的颠覆，而是“渐进式”的修正，这要求产业决策遵循“容错原则”：

一方面，要为认知误差预留容错空间，接受决策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由于认知的有限性，任何基于当前信息的决策都可能存在不足，容错并非妥协，而是对认知规律的尊重；另一方面，要建立“快速反馈-及时修正”的机制，当新证据明确显示决策方向偏差时，能够果断调整策略，避免因路径依赖导致误差扩大。这种“有限试错与动态调整的平衡”，让产业决策既具备稳定性，又具备灵活性，在不确定性中实现风险可控的持续前行。

汽车工业的未来，从来不是一个预设好的终点，而是一个在无数变量中动态演化的过程。理性主义为产业提供了探索未知的勇气，经验主义为产业筑牢了脚踏实地的根基，但唯有贝叶斯主义，为产业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智慧——它以“有限理性”接纳认知的不完备性，以“证据关联”筛选有效的信息，以“持续迭代”校准发展的方向，最终构建起动态、开放、务实的认知体系。

在产业变革加速的当下，汽车工业看待未来的正确姿态，应当是贝叶斯式的“学习者”姿态：不做固守逻辑的“空想家”，也不做盲从经验的“守旧者”，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变化，以理性的标尺筛选证据，以务实的行动校准方向。唯有如此，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在时代浪潮中始终走在正确的演进轨道上，最终抵达那个既符合技术逻辑、又贴合现实需求的未来彼岸。而这，正是贝叶斯主义为汽车工业的未来认知，提供的最核心价值。

所以对于变化中的汽车行业，其第一性原则有没有发生改变，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会抱着巨大的热情去观察一切与之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来不断修正我们的认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本来嘛，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天选之子！哪怕有人声称可以做人类历史上第一家百万亿美元公司。所以请不要妄言趋势，也不要迷信趋势，更请不要代言趋势。一切，只不过是概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