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后代生活拮据，无奈向廖承志邓小平求助：希望国家给予补贴

1963年2月12日，北京的雪还没化，廖承志翻完一摞文件，正要合灯，门口卫士捧来一封薄薄的信。卫士小声提醒：“寄信人说，与您有亲戚之谊”。拆开信封，他只看了第一行就愣住——落款竟是“戴成功”。

信纸不长，几句白底黑字：“舅父在上，母女艰难，实无以为继，望念昔日情谊，乞国补贴。”说句心里话，廖承志见过大风浪，也还是被“乞”字扎了一下。对他而言，“戴成功”不只是一位普通求助人，而是孙中山二女儿孙婉的独生女。

两家的渊源可以追到1900年前后。当时廖仲恺、何香凝跟随孙中山在日本谋划革命，两家情同手足。廖承志出生后，常被宋庆龄抱在怀里逗弄，喊宋庆龄“叔婆”是惯例。辈分上，戴成功叫廖承志“舅父”并不为过。

信里的焦灼并非矫情。早在抗战末期，孙婉一家已捉襟见肘。她的丈夫戴恩赛原任粤海关监督，1938年日军逼近广州，海关停摆，薪饷断绝。夫妇俩带着孩子在澳门、香港间辗转，用积蓄填窟窿；可这点钱在烽火岁月里，很快蒸发。

有意思的是，戴恩赛曾给蒋介石写过三封信，言辞客气，请求旅费去海外治病，统共没等来一句回信。那年头，国民政府的救济倾向高官权贵，轮不到“旧部长”了。蒋家人后来解释说档案“遗失”，但对戴家而言，冷板凳就是全部答复。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望着礼炮腾空时也想起远在澳门的孙婉。可惜新政府初建，事务繁杂，孙婉不愿“打扰”，依旧靠丈夫微薄的私塾收入支撑。1952年，儿子戴永丰因伤寒去世；三年后，戴恩赛脑溢血离世。家中只余孙婉母女。

戴永丰出事那天，医生刚走，戴恩赛抱着女儿失声痛哭，小声嘱咐：“别告诉你妈，她受不住。”结果整整两年，孙婉以为儿子在外地工作。等真相揭露，她像被抽走了筋骨，整日对着父亲照片发呆。

时间来到1963年，孙婉67岁，常年支气管炎，镜湖医院的药费一天三四元。母女俩算过账，存折所剩不过三十几元。戴成功咬牙写信：“求人不如求己，可我们早已无己可求。”

廖承志放下信，当晚即去中南海西楼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了句：“孙先生推翻帝制有功，后人怎能受苦？这一点，国家要管。”第二天，外交部、电台、新华社澳门分社三路并发。方案很快敲定：每月寄去生活费，医院费用全包，由新华社澳门分社负责。

三周后，第一笔三百港元送到镜湖医院病房。戴成功握着收据，连说“这下能喘口气了”。护土们议论：“她们真是孙先生的亲人？”在澳门，孙家外流多，真假难辨，这份补贴让流言止于事实。

不得不说，优待并非“慷慨施舍”。新中国刚起步，财政紧，大笔花销处处要省，可对为民族独立、民主革命流血的先驱后代，“照料”二字含的是政策姿态，也是情感偿还。

对岸那边也没闲着。1966年春，蒋介石派人赴澳门探望孙婉，传话说“台北可建新屋，随时欢迎”。孙婉想都没想就拒绝：“我父亲的事业在大陆完成，我也要留在这边。”那位使者讪讪离去，屋外只剩海风声。

1965年9月14日凌晨，孙婉在镜湖医院病房去世，终年69岁。之前三天，她让女儿把父亲的一张老照片摆在床头，轻声说：“他还是惦记我的。”同一天，新华社澳门分社把丧事经费送到。

信件往来共保存了五封，两封在廖承志档案馆，三封在澳门镜湖医院旧档柜。薄薄几页纸，见证了亲情、政治承诺与个人命运的交织。人们熟知的“国父”光环背后，有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为生活拮据得要写信求人；也因为那几封信，后来的人得以窥见大时代里被风浪推搡的小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