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时，毛泽东侄女毛小青坦言：红二代身份没必要不承认

1996年6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城区阜成门附近的“毛家菜”店里人声鼎沸。门口那块醒目的牌匾比邻街面，很多食客是从报纸上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认出老板的——照片里，小女孩正仰头望着一位身穿中山装的长者。那天，《青年记者》的采访车稳稳停在店门口，记者推门而入，直奔二楼雅间。

“您真的和主席是一门吗？”对方试探着抛出第一个问题。毛小青放下账本，笑起来，答得干脆：“是侄女，这身份没必要不承认。”语气轻松，却把屋里几个年轻人听得直竖耳朵。就在这不经意的几句话里，一段几乎被尘封的往事逐渐展开。

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仅一周，湖南韶山的泥土依旧潮湿。那年三十二岁的毛泽连拖着一双布鞋，在湘潭县城第一次见到四野派来的接待人员。“主席堂弟？”对方没多说，赶忙为他递上干粮。毛泽连不敢置信——两条新闻他刚听说：北京开了大典；三哥就是那位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领袖。

早年，毛泽连是地里翻土的一把好手，力气大，却因为“毛氏族亲”的身份长期被雇主压价，甚至食宿都不给安排。1927年夜色中递送情报，左眼被树枝划伤，为躲巡查不敢就医，结果完全失明。到了抗战末期，家里十来口人，全靠这只半盲的“壮汉”苦撑。

坐了四天破火车，换了一趟吉普，毛泽连在10月上旬站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营房里，早等候的毛岸英一把搂住他：“大伯，辛苦！”凝视这位长大成人的侄子，毛泽连只顾抹泪。两天后，他在丰泽园见到阔别二十余年的三哥。毛泽东快步迎上，先问家里收成，再问母亲身体。堂弟憋了半晌，只挤出一句：“三哥，我的眼睛怕是废了……”

“协和医院去看看。”毛泽东当场拍板，又低声叮嘱：“听医生的话。”几个字，没有隆重的仪式，却让陪同的工作人员当场记下。手术做了七个小时，左眼摘除，右眼得救。一个月零七天后出院，毛泽连得到了一件灰呢大衣、一顶帽子和一句交代：“回韶山，好好种田，别给政府添麻烦。”

1954年春，毛小青出生。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聪明伶俐，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五岁那年，毛泽东回韶山，她在祖屋门前第一次握到伯公的手。摄影记者的快门“咔嚓”一声，定格了那张温暖的“隔辈照”。十年后，毛小青鼓起勇气对毛主席说：“我想当兵。”老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先念书，将来用知识保家卫国。”

1970年，毛小青穿上了绿色军装，湖南军区通讯连成了她的新课堂。连队里没人知道她的身世。有人好奇追问，她总用一句话搪塞：“韶山姓毛的多着呢。”那几年，她背着十几公斤的线路卷轴在深山里奔跑，靠自己拿到了通信技术的优秀评定。

八十年代初，部队复员。她先在长沙工厂摸爬滚打，后来又到省旅游部门管理餐饮。1993年冬，弟弟毛坚平从北京打来电话：“姐，毛家菜要进京，你来不来？”这一邀，等于将她推到风口浪尖。犹豫不过三天，她凑了十二万元，带着十几号老兵北上。谁都没想到，京城生意开门第一周就被邻里断电、砸门。

“咬牙坚持。”她在深夜给父亲写信，只用了一句话汇报近况。毛泽连的回信更简单：“不欠人人情。”正是这条家训，让毛小青始终不肯把自己的血缘当作通行证。她索性走笨路，拜访毛主席生前的老厨师，搜罗手抄菜谱，从清炖骨头到东安子鸡，一遍遍试味，常常忙到凌晨才收火。

有意思的是，店里渐渐成了北京“老兵会客厅”。退伍老战士来聚餐，“咱给打八折”；学生团体组团参观，她带头讲解用湘音讲述“一师起义”“秋收起义”。2007年，一面红帷布拉开，一场“开国领袖影像展”悄悄办起。十年，参观者五百多万，不收门票。有人取笑她做公益赔钱，她笑着回一句：“这本来就是咱的分内事。”

有人猜测毛家得到不少照顾。事实上，自1960年以后，毛泽连主动停止领取那每年二百元的补助，靠耕作和乡亲互助把五个孩子拉扯大。1977年，为参加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追思，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北京。他握着灵柩旁的扶手，眼里含泪，却只是轻声自语：“三哥，你放心。”

再把镜头拉回1996年的餐厅。采访结束前，记者问：“今天国人谈‘红二代’，您怎么看？”毛小青端起一杯沏好的君山银针，语气依旧平和：“不管别人怎么议论，家风不能丢。父辈流过血，我们流汗，这是顺理成章的。身份是事实，回避没意义，关键看你做什么。”短短一句，被杂志用作了那期的标题。

夜色降临，门外霓虹闪烁。厨师把最后一锅辣椒炒肉端上桌，香味刹那间漫开。二楼的走廊里挂着那张1959年的老照片，小女孩的眼睛圆圆亮亮。许多年过去，她仍守着父亲当年对毛主席许下的承诺：遇事不生攀附，不添麻烦，脚踏实地把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