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无约”之缘

　　我素来不信“命中注定”，也与“缘分”一词保持着距离。然而，回望我与《标准生活》杂志十七年的交集，一种奇妙的“陷入感”油然而生。这十七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契约，甚至从没有口头的权利义务约定，但这段关系却如同溪水般汩汩流淌至今。这若不叫缘分，又该称作什么？

　　一切的起点，在2008年夏天。华声在线的编辑转来一位陌生人的联系请求。陌生人自称叫夏爱民，自述是《世界标准信息》杂志编辑，想采用我贴在华声在线的一篇博文《<国家园林县城标准>的两处硬伤》。我当然是欣然同意啦。这篇文字质疑了《国家园林县城标准》中“绿地率”与“道路绿化普及率”这两个概念。我的想法很朴素：大力铺草坪“绿地率”和“道路绿化普及率”就能很快达标，但绿化效果关键在于“体积”而非“面积”，栽树比铺草更重要。

　　收到样刊后，才知道夏爱民是该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杂志主管单位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办单位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因我对国家园林县城的“标准”有异议，所以引起了这位标准化工作者的注意。当然重要的是，我的观点被他认同了。这篇小文，成了我叩开一扇大门的敲门砖。接着，夏老师和我讨论了一些其他话题并约稿。2008年第11期一举用了我两篇，“封面故事”刊载了我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奏响“标准”四步曲》，“标准茶座”栏登载了我的《“康师傅矿泉水”还真不是“生活饮用水”》。

　　更令我意外的是，我的一个小小建议，很快得到杂志社的回应。我发现该杂志价格25元，每年12期共300元，在近20年前算是有点贵了。于是建议夏总编，不要用那么高档的铜版纸，可降低纸张成本；既然本刊内容要求贴近百姓生活，不妨设法降低成本和售价，争取面向社会大众销售。2008年第12期，《世界标准信息》改名为《标准生活》，果然价格降了20%。直至十七年后的今天，售价还是20元，而且全年12期优惠价120元。这种基于真诚的互动，为我们的十七年写下了一个信任的开篇。

　　改名后的第一期，采用了我的自选题材稿《手机充电器统一标准为什么夭折？》。从此，我就应约为每期《标准生活》撰稿。然而，故事的走向出乎意料。夏爱民老师不久后调到标准委另一单位，但我与《标准生活》的缘分，却并未随创始人的离开而中断。它化作了一场信任的接力赛。十七年间，我的责任编辑先后更换了十多任，从郝炽、姚希、叶芳，到曾征、李霄、梁燕，以及当前的张瑞洋，每一位新编辑的约稿信息都简洁得惊人，常常只有几句话及一个关键词，如“军服”、“校服”、“家政”、“养老”、食品添加剂、博物馆、“以旧换新”……

　　这并非疏慢，而是一种极高的默契与信任。他们相信我能在标准的框架下，找到话题的独特民生视角；而我，则从他们对我文章的精心修改中，默默学习。我们平时几乎零交流，唯一的“对话”发生在一本本如期而至的杂志上，在我反复比对原稿与刊发稿的字里行间。这是一种沉默的教学，也是一场持续的考核。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日常生活中，大到汽车、道路、桥梁、房屋，小到纸墨笔砚、自来水、家用电器、锅碗瓢盆、针头线脑，标准如空气般无处不在。这个看似冰冷的尺度，却时刻在守护着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家标准是底线，如法律；行业与企业标准是追求，如道德。而我们这些撰稿人，便是这“标准世界”的翻译官，试图将严谨的条文，转化为公众可感可知的生活常识。当然，作者也有失落与无奈。我曾为手机充电器统一标准鼓与呼，至今未有效果；曾多次抨击公共厕所蹲位失调（男蹲位反比女蹲位多），反响寥寥；曾两度撰文反对过度包装，情况仍不乐观；曾3次写过电动自行车话题，建议统一标准、严格限速、禁止改装、允许载人，现实与期待仍有距离；关于食品添加剂的科普也难被广泛接受；……这让我明白，社会进步如同标准制定本身，是一场需要耐心和坚持的“马拉松”。

如今，十七年蓦然成为过往。那个最初关于“缘分”的疑问，我似乎找到了答案。维系我们的，并非契约，而是一种双向的认同与奔赴。杂志认同我的视角与文字，我认同杂志传播标准、服务民生的理念。我们因“标准”而结缘，却用一份“非标准”的君子协定，守护了这段关系十七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我已不再困惑。即便下一篇是我的终稿，这十七年的“无约”之缘，也已是我生命中一段“标准”而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