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线刚从伊朗回国的中国学者：过去十几天，伊朗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线一凡】近日来，伊朗局势牵动多方神经：随着伊朗17日宣布将逐步恢复自本月8日以来中断的互联网服务，舆论普遍认为，该国国内持续十余天的抗议活动已趋于平息。然而，在美国与以色列干预威胁下，局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在过去十几天里，伊朗国内局势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轮抗议风波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有哪些不同？《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本月16日才从德黑兰返回中国的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生李炫璇。作为长期在伊朗的访问学者，他在德黑兰近距离观察了伊朗本轮抗议活动的全过程，并记录当地民众的生活状态、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影响。

环球时报：你什么时候离开的伊朗，机票好买吗？有没有太多人想离开导致“一票难求”的情况？

李炫璇：我乘坐的是马汉航空 W5081次航班从德黑兰直飞广州，当地时间1月15日晚上9点15分起飞，北京时间1月16日早上9点到达广州。

我乘坐的这趟航班的上座率并不高，大约只有30%左右。飞机中间一排是四个座位，基本上每位乘客都能占用一整排躺下，整体显得比较空。至少从这趟航班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大量人员集中撤离、航班爆满的情况。

不过，德黑兰国际航班的频次确实有明显下降，不少航司的确调整了航线，避免飞越伊朗领空。以我回国当天为例，全天霍梅尼国际机场的出境航班大约只有20架，而正常情况下可能在40到50架之间。从目的地来看，航线也非常集中。除马汉航空飞往中国的航班，其他航班主要集中飞往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伊斯坦布尔等少数几个城市。

环球时报：能否为我们分享一下你从去年12月底到1月在德黑兰的亲身观察？你看到的伊朗这一轮的抗议活动，有没有与媒体报道不太一样的地方？

李炫璇：这轮抗议大致始于12月28日，最初出现在德黑兰的大巴扎。这是我日常出行、买菜、上学都会经过的区域，抗议爆发后，我也专门去走访过几次。我看到的一些情况与媒体报道的确有一些落差。

比如，1月6日上午11点，我在德黑兰大巴扎看到约90%的店铺已恢复营业，只有少数店铺没开门，门口聚集了一些人，但整体秩序基本恢复，商业活动已可如常进行。而在同一天，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却称“巴扎仍在全面闭市”，与我看到的情况明显不符。

1月8日到9日，伊朗的抗议活动又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但我注意到，无论是2022年的玛莎·阿米尼之死，还是更早的贪污腐败案件，都更容易激发公众的强烈情绪，但这一次其实并没有出现类似引发广泛情绪共鸣的事件。从声势上来看，这轮抗议并不比2022年那次更大。

环球时报：这轮抗议对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影响大吗？你个人的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李炫璇：与去年“12日战争”期间出现过的物资紧缺相比，这轮抗议并没有直接影响物资供应的稳定，我个人的基本生活也没有受到太大阻碍。在我居住的街区，几乎没有商店因为抗议而闭店。

我在这波抗议期间也多次走访德黑兰最大的商超，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对食品的采购量确实较大，但通过多次走访和对比，我倾向于认为这只是日常的购物习惯——因为伊朗家庭规模较大，很多家庭都习惯于大量采购——应与抗议本身直接关联不大。

在断网后，出行和通讯确实比较不便，所以我也减少了出门。物价也有一定涨幅，例如平时饮用的牛奶从约65万里亚尔涨到80万里亚尔左右。但整体来看，闭店或囤货现象只是个别行为。

环球时报：本月8日以后，伊朗对全国进行了断网。能否介绍一下断网期间的情况？

李炫璇：这次伊朗是无差别断网。期间包括中国移动国际漫游服务在内，所有用户都无法正常使用互联网。断网头几天，电话信号也很差，几天后，伊朗境内的电话和一些本地官方网站逐渐恢复使用，打车和地图软件也可以使用了，但诸如微信等社交通讯软件还是不行。

断网后，我周围很多人也在根据一份流传的“波斯语教程”尝试连接马斯克的星链，但基本上没人能成功。可以看出，伊朗这次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打击措施，目标也非常明确，即控制住抗议局势。

环球时报：据你观察，这轮抗议中的参与者主要是哪些群体？他们的社会背景、动机和诉求有哪些不同？这些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合作或冲突？他们的参与对伊朗社会、经济运行以及政治生态有什么影响？

李炫璇：这一轮抗议的主体主要是巴扎商人和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但这两个群体的诉求并不相同，在缺乏有效组织动员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统一力量。

巴扎商人在伊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伊朗人将传统集市称为“巴扎”，它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融合。在许多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类似巴扎这样的传统集市往往受到冲击，甚至逐渐消失，被新的商业中心取代。但在伊朗，巴扎不仅是传统商业的经济支柱，更是社会政治的风向标。任何在巴扎流传的“流言蜚语”，都可能对伊朗社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这是其他国家传统市场所没有的特点。

我曾在巴列维国王的回忆录中读到，他认为反对巴扎是推行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而霍梅尼则针锋相对，强调伊斯兰共和国必须全力保护巴扎，作为回报，巴扎也必须维护政权。这也显示出，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巴扎与现行政权间形成了高度共生关系，巴扎商人群体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与现行体制高度一致。因为如果没有伊斯兰革命，巴扎可能早已在巴列维的现代化进程中消失了。而这也决定了，巴扎商人群体很难提出政治诉求。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故事：1979年2月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时，正是出身于巴扎、代表巴扎商人利益的穆赫辛·拉菲多斯特开着雪佛兰接他回国。拉菲多斯特在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重要机构中也担任要职。由此可见，巴扎商人群体对伊朗现行体制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但另一方面，巴扎商人又对价格和外汇市场极为敏感，对伊朗里亚尔贬值的感知比其他群体更敏锐。所以，在这轮抗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扎商人并不倾向通过极为激烈的冲突来解决问题，而是更愿意通过有限的抗争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这也与伊朗历史上巴扎曾有过的长期闭市行为有本质区别。

伊朗青年群体的诉求则与巴扎商人形成明显差异：他们受到高失业率和长期接受西方媒体叙事的影响，更倾向于推动政治体制的改变。我接触过的伊朗年轻人普遍非常有朝气，很热血，希望在社会中发挥作用。他们在读书这个年纪时，也会很想通过行动改善社会和自身生活。

总的来看，伊朗社会是非常分化、割裂的，指望德黑兰的大学生和巴扎商人不太可能完全站在一起，去反对某一个共同的目标，还是挺困难的。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一直是一个政治热情极高的社会，抗议在当地实际上一直是其政治运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屡见不鲜，发生过不下五次。每次抗议都有预测认为政权可能倒台，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也走到了今天。

我认为，当我们看待伊朗的社会运动时需要明白一点，他们的抗议频率非常高，但并非每次都以颠覆政权作为目标，更不意味着政府无法控制局势。

环球时报：你在伊朗这些年，感受到的当地经济民生状况是怎样的？你认为伊朗这些年面临的经济挑战，有多大程度上是制裁造成的，有多大程度是当地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为什么？

李炫璇：我2018年第一次来伊朗时，正值特朗普恢复对伊朗制裁，里亚尔汇率一个月内下跌超过35%，跌幅甚至比这轮贬值还大。

我记得有一次吃早餐，当时伊朗餐厅还广泛使用纸质菜单，但价格变动太快，菜单根本来不及更新。我点了一份标价20万里亚尔的早餐，结账时却被要求付30万里亚尔。店家解释说，价格变化太快，且要重新制作菜单也需要额外成本——后来，这一情况也导致德黑兰的许多餐厅开始争相使用二维码点餐。

而现在在德黑兰，一份正常的咖啡店早餐已经大概需要400万里亚尔。也就是说不到十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以上。我想，这的确会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但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是最复杂的，很难简单归因。在美国制裁压力下，伊朗发展出一套自力更生、自产自销的“抵抗经济体制”，这套体制有一定韧性，但一旦成型，转型的阻力也非常大，而且会形成路径依赖。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区分美国制裁和政府管理不善到底哪个是造成伊朗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了。

环球时报：你接触到的伊朗人，大多怎么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威胁？

李炫璇：大多数伊朗人是反对的，因为美以的军事行动会对伊朗国土和民众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在去年的“12日战争”期间，官方统计的伊朗死伤人数超过5000人，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也足以让很多伊朗人警惕。

我接触到的伊朗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是非常强烈的。即使对现行体制有批评的人，大多也希望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改变，而非外部势力的直接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