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掀起下岗潮，杨成武：工人下岗自生自灭，我心里是不同意的

1994年冬，东北刺骨寒风里，一位在轧钢机旁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工人捧着刚领到的“待岗通知”，脚下积雪吱呀作响。类似的情景，彼时在全国多地上演。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矛盾，到了九十年代集中爆发——市场机制加速倒逼国企瘦身，数百万产业工人被推向重新择业的十字路口。

不止一家厂停摆。产能过剩、设备陈旧、负债沉重，这三座大山几乎压得每个厂长喘不过气。面对账面上的连续亏损，一些厂里“员工比机器多”的冷笑话早已无趣，清理冗员成了不得不下的狠手。相关统计显示，1993年至1998年间，全国国企亏损面一度逼近50%，行政命令式“保饭碗”已难以为继。

放眼国际，当时苏东剧变余波尚在，经济震荡与社会失序让不少国人心里打鼓。试想一下，一家三口仅靠城市粮油供应、居住、教育等单位福利维系生活，一旦“铁饭碗”破了，从房屋分配到子女上学都要自己掏钱，慌张、焦虑在所难免。

出路在哪里？1995年国务院陆续下发文件，允许国企“剥离辅业、减员增效”，大规模下岗在1997年正式推开。惠民再就业工程随后跟进，从岗位培训到小额贴息贷款，措施并非没有，但节骨眼上能不能接得住，却要靠具体城市财政兜底能力。正是在此背景下，年逾八旬的杨成武注意到了新闻报道中的“下岗潮”三个字。

“让工人自生自灭？我心里是不同意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老人拍了拍桌面，声音并不高，却透着倔强。身边人劝他保养身体，他摆手，“有些话不说出来，晚上都睡不好。”短短一句对话，在场者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杨成武不是经济学家，却深知工人阶级的价值。1929年，15岁的他就在闽西投入红军；1935年长征途中，率红四团飞夺泸定桥；1937年平型关一役，他率独立团深入敌后，硬是拖住了板垣征四郎的增援部队，成为战役胜败的关键。几十年里，他无数次见过普通士兵把生死置之度外，也见过胜利背后的艰难。正因如此，他对“抛弃”两个字格外敏感。

1993年，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会上，他当即表示：“老区脱贫，刻不容缓。”随后，他几乎每年都会挤出时间深入老区调研。1996年，山西灵丘旱情严重，人畜饮水成难题，他一听说，立即联系水利、财政等部门，又私下发动老战友捐款，自掏腰包亦在所不惜。半年后，第一批水窖竣工，当地百姓给他寄来一瓶甘甜的井水，他打开瓶盖轻嗅，默然无言。

有人好奇，一位离休将军为何对下岗工人与老区农民如此上心？答案或许藏在他的生活细节中：北京西城那套老楼房，他住了二十多年，家具基本是六七十年代配发；午餐常常是一碗素面、一碟青菜；外出调研，总带着补过好几次的旧帆布包。物质需求近乎简陋，却对公共事务倾注热情，这种反差让许多年轻干部印象深刻。

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同电视台来北京采访他拍摄平型关专题片。话筒刚递到面前，他脱口而出：“灵丘是我的第二故乡。”随后，老将军提到那年阻击战，“每人三颗边区造手榴弹，有的还穿草鞋，但咱们照样赢。”十分钟的采访足足讲了三十多分钟，直到身边参谋担心他体力才打断。

时间继续向前。1997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攀升至4.6%，同年，国务院出台更加细化的《再就业工程实施方案》。不少城市办起了“再就业市场”，而杨成武促老会也悄悄在广西、江西、山西等地设立技能培训基地，优先面向革命老区和下岗家庭子女。文件上留下他歪斜的签名——据说笔是他用多年的钢笔，握笔姿势稳健，但墨迹偶有颤抖。

2001年秋，首期培训班结束，84名学员全部找到工作。返聘工厂的杨师傅打来电话：“老首长，咱心里也有盼头了！”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老人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好，好。”普通的称赞，却让听者热泪盈眶。

回望九十年代下岗潮，宏观经济数据固然重要，真正决定一座城市、一块老区能否度过难关的，却往往是为民奔走的具体行动。杨成武自己并没有制定宏大政策，但他用多年积攒的声望和人脉，为工人、为老区撕开几道缝隙，让冷冰冰的制度过渡多了一点温度。昔日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身影，退役后化作修渠、筑路、办学的背影，诠释了另一种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