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丹、李形：欧洲战略自主为何沦为“不由自主”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后，白宫围绕“占领格陵兰岛”的威胁性叙事不断升级，迫使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的官员们连夜紧急制定应对方案。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月18日宣布，欧盟将召开特别峰会，进一步协调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立场。然而，面对安全保障盟友美国的霸权胁迫，欧洲震惊有余，却应对不足。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一篇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格陵兰岛问题暴露出欧洲的又一个战略盲点。笔者认为，这反映出欧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处于两种力量的拉扯之中：一方面受到北约框架下与美国关系的牵制，另一方面则是欧盟本身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实体，尝试展现自身独立性和全球规范性力量的存在。

回顾过去十余年，欧洲几乎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危机中蹒跚前行。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新冠疫情危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和“格陵兰岛危机”的相互叠加，迫使欧盟不断提出并强化所谓“战略自主”的叙事。然而，长期形成的危机应对惯性，使欧洲决策层更习惯于亡羊补牢式的决策模式：以统一规则和价值叙事为先，通过技术性政策手段“补牢”，却始终难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战略重构。

近年接连爆发的危机，正在以现实代价换取欧洲对“战略自主”的重新认知。其一，俄乌冲突成为欧盟防务战略自主缺失的放大镜。俄乌冲突彻底放大了欧洲在安全、防务和能源领域的结构性依赖，迫使欧洲直面其在防务问题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的战略关切。

其二，欧美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的持续摩擦，推动欧洲经贸战略自主的加速觉醒。事实证明，跨大西洋关系在经贸问题上同样遵循赤裸裸的利益逻辑。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博弈中，美国为自身战略需要而作出的灵活让步，更让欧洲看清自身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被动位置与结构性脆弱。

其三，欧盟全球南方政策的战略受挫，本质是源于其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和争端中实行双重标准，以及对地缘政治回归和多极化现实的适应不足。欧盟长期以规范性权力为对外行动的核心工具，这一模式在历史上带有新殖民主义规范结构的延续性。但在中国崛起及其全球角色的提升，南方国家力量格局转变、发展诉求上升的背景下，这种规范性权力已难以转化为实质性战略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欧盟长期倚重的规范性权力，正在成为其战略自主难以突破的内在限制。从内部来看，尽管欧盟规范一致，但成员国内部共识高度分化且难以调和。规范性权力在以统一的民主、人权、治理、发展标准接纳会员国，也同时约束会员国。以俄乌冲突为例，对与乌克兰或俄罗斯直接接壤的东欧国家（如波兰）而言，俄乌冲突被视为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核心关切在于防范俄乌冲突的军事风险外溢；对匈牙利而言，俄乌冲突更直接转化为能源供应和经济稳定层面的生存压力，对俄制裁成本远高于安全收益；而对法国、德国等欧盟核心大国来说，俄乌冲突既是地缘政治博弈，也是需要在安全承诺、经济利益和战略自主之间谨慎平衡的复杂议题。这使得欧盟内部难以形成共识，反而放大了内部离心力。

从外部来看，欧盟的全球南方政策同样掣肘于规范性力量的叙事。当前，欧洲在发展援助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务实转向，与上世纪石油危机后的欧共体援助战略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出于能源焦虑和贸易需求，倡导构建“相互依赖”的南北合作，却并未以减贫和发展为核心目标。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如今正在发生深刻转型，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已成为援助方和规则塑造者。欧盟尽管在发展有效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制度创新动作频繁，却难以引领全球治理格局。

归根结底，规范性权力无法替代战略部署，规范叙事更无法回避地缘现实。在美国重返“门罗主义”、世界走向多边主义格局的过程中，欧洲若仍沉溺于“规范即战略”的幻想，只会在一次次应激反应中不断消耗自身的战略空间，错失真正塑造未来的窗口期。（作者分别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丹麦奥尔堡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