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睡觉前散步，曾对秘书高智坦言：其实全国我只管两个半人

一九五三年仲夏，午后的紫禁城里槐荫正浓。中央办公厅门口，二十八岁的高智捏着一摞电报，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刚奉调进京的他站在台阶上，心里七上八下——不久后，这个刚刚离开延安老区的陕北青年，就要走进菊香书屋，贴身服务毛泽东。

从延河畔到长安街，高智的行囊里除了几件旧军装，只剩一本《毛泽东选集》初版本。十年前，他怀揣在绥德师范抄来的《论持久战》残页，徒步去延安找“天边的那盏灯”，却只看到宝塔山上星光闪烁。如今阴差阳错，他真的被推到这盏灯的身旁，成了主席的“耳边人”。

敲门声刚落，屋里响起低沉的湘音：“进来吧。”木门被轻轻推开，毛泽东靠在床头翻着书，旁边放着一盏青花瓷杯。高智双手递上电报，忙不迭自报姓名。老主席抬眼打量他，嘴角一挑：“高——智，好名字，像条高山上的清泉。”一句话，冰释了初来乍到的拘谨。

短短三天适应期过去，新的节奏很快袭来。毛泽东夜间工作，凌晨三四点才肯躺下，睡前必在院子里慢步。门外卫士打着手电，照出蒲石小径一线清光。高智把夜凉似水的小杯茶换成温水，默数着主席跨步的节拍。等人影在桂花树下停住，他才听见那一句轻声招呼——“高智”。

院子里蝉声不息。高智迎上前，小声问：“您找我？”毛泽东踱了两步，忽然说：“全中国我只管两个半人。”这句话像夜风掠过竹梢，听来陌生又意味深长。高智愣了愣，下意识地回：“主席，您得管全国。”毛泽东摆手：“管不了，真正要天天管，就你和罗光禄，再加半个人。”老人的目光掠向远处，没再解释。庭院灯光摇曳，话音却在夜里久久盘旋。

陪伴首长闲谈，看似轻松，实则考验心智。文件来往如潮，口令电码一丝不能差。高智为此自制了十几个暗袋，随身备好最新资料。主席时常边踱步边突然要某份报告，他从袖口一抽就奉上。毛泽东笑过：“你最懂我心。”一句“懂”字，是最高奖赏，也是日后督促高智兢兢业业的灯塔。

一九五九年六月，游湘江的日程排定。高智照例向首长请示是否下水。毛泽东懒懒挥手：“不游。”于是没有再提。却偏偏总参那边担忧安保，暗示要预备救生队。高智拦住：“主席不让备，您再安排，准要挨批。”罗瑞卿迟疑再三，还是压下准备。当天江风大作，浪头拍舷，毛泽东果然只倚栏观景。事后有人半开玩笑说高智“教训”了总长，他淡淡一句：“主席的话就是纪律。”轻描淡写，却把分寸拿捏在骨子里。

毛泽东与高智的私人交往，常透出暖意。一次夜谈，主席忽问：“你们陕北娃娃，最苦的日子是哪一年？”高智想起当年在梁家岔，只吃煮黑豆的岁月，笑着回答：“肚子胀得像鼓，那会儿还比赛谁放的‘雷’响。”毛泽东哈哈一乐：“黑豆顶饿，关键是心里亮堂。”说着又补一句：“苦日子里，人才磨出来。”

一九六二年春，周围老部下陆续调离。毛泽东把高智叫到身边：“你愿留京，还是下去？”屋里静得能听见秒针。高智抿唇，眼圈泛红：“到地方锻炼吧。”主席点头，顺手把桌上一支铅笔塞给他：“带着，下去多写点东西。”这支用旧的绿色铅笔，高智后来一直珍藏。

回到陕西，黄土高坡的风刮得人睁不开眼。可高智牢记一句话——“替我多看看那片黄河。”他跑过榆林滩地，也到过洛川果园，帮助社员修梯田、改良种子。白天下地，晚上抄写文件，仍穿那件多口袋旧夹克。有人笑他：“离了主席还装秘书？”他摇头：“习惯了，方便装资料。”

一九六五年夏，高智赴京开会。抵达北京站时，夜雨将石阶打得晶亮，他直奔中南海。多年未见，毛泽东头发花白，步履放缓，却仍记得那句玩笑：“选什么人种？就选你这种陕北小米味儿的。”师友重逢，无需客套，两只手紧握。高智哽咽良久，只说了五个字：“我想坏了您。”这是唯一的对话，随后又是各自奔波。

未竟的约定成了遗憾。毛泽东终究没能沿黄河策马，高智也没能再为首长“号房子”。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清晨，西安的收音机里传来噩耗。高智跌坐炕头，泪涌如潮。多年守口如瓶的机要老兵，那天哭到失声。他给自己关在屋里，回忆菊香书屋夜灯下的纸张沙沙声，听见风里好像还会传来那声熟悉的“高智”。

后来他常说，世界这么大，自己的心却只在两处：一处在宝塔山下的黄河弯，一处在中南海那条幽暗的小路上。至于那句“只管两个半人”，他始终没有向旁人细解。或许，真正的权力不在管多少人，而在懂得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