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战士孤军身陷敌围，突围前班长怒吼：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员

1979年2月19日凌晨两点，谅山前线的电台里突然响起急促呼号：“361团八连前出分队失联！”一句话，让41军121师指挥所的夜色瞬间凝固——那是一支整装待发的穿插部队的关键一环。

按照战役部署，121师必须在总攻后十二小时内直插八十公里外的班庄，彻底锁死高平守军的退路。地图上那条线，像匕首般划过越北群山，可在现实里却是泥泞、峭壁与毒雾的混合体。

对比当年抗美援朝时三十八军“十四小时七十公里”的壮举，这一次的难度更胜一筹：地形陌生，林密雾深，还是全程带战斗的强行军。前推仅仅一天，战斗间断上百次，指北针和地形图因湿气失灵，连老兵也会迷路。

最先掉队的，就是361团几个班组。炮火把行军纵队截成数段，笛声、狗吠、枪声裹挟在山风里，分辨敌我成了豪赌。就在这片看不见五米远的密林里，班长陈书利摸黑向前，一路呼喊，却只换来七名寂静的身影——这里成了他们的小集结地。

短暂清点：三支五六式步枪，九颗手榴弹，剩下的全是意志。陈武贤、胡清祥、韦程儒、黄志荣、熊武俊、马占社依次报上名号时，三条血迹已染红绑腿。

“枪口朝外，心要向里。”陈书利压低声音安排。他自己是1977年入伍，去年刚在前线火线入党，目光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天色未亮，他们沿河摸行，不到两公里就撞在一支越军巡逻分队的火力网。枝叶碎裂，弹雨扫来，七个人只能退到公路旁的三间木屋。屋里堆着成袋化肥，空气呛人，门窗却成了天然射击孔。

“我知道韦程儒是党员，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员？”陈书利压着嗓子问。

“我！”躺在血泊中的黄志荣举手回应。

其余人全是共青团员。陈书利半跪在地，铿锵道：“党员先上，团员跟我来，我们守住这里，就是守住战友的生路！”一句话，让屋里温度瞬间升高。

敌人显然打定主意要吃下这块“软柿子”，机枪火点交替压制，接着是两门迫击炮怒吼。房顶被削掉半截，化肥粉尘漫天。木屑飞舞间，胡清祥额头中弹片，鲜血顺着面颊滑落，他扭开颈间光荣弹，引信嘎吱作响。

“先别急！”陈书利抹一把脸上的灰，“子弹没打光，咱们凭啥认输？打死一个赚一个，最后再同归于尽。”大伙会意，心气又被点燃。之后的三次冲锋，越军都被密集火力顶回去，门外倒下十多具尸体。

夜幕降临。对面炮口沉默，说明敌人也在喘气。陈书利趁隙把捡来的牛皮纸摊开，挨个让弟兄写下姓名、番号，“真要哪个走不出去，就把它交给团里。”没人多说，墨迹却格外沉重。

凌晨三点，雾气又浓。陈书利观察到西北侧哨位换岗真空，决定冒险突围。手榴弹在黑暗里炸出一团白光，七道身影掠过废墟。可是伤口撕裂的马占社跑不动，胡清祥索性背他。没走出公里多，两人被迫隐入岩缝，生死未卜。

又翻一道山梁时，熊武俊的腿伤恶化，他同陈武贤、韦程儒组成小组向北自救；而陈书利与黄志荣继续沿既定方向摸索，试图接触主力。

22日傍晚，两人潜到一处山谷找水。忽有杂草晃动，七八名越南侦察兵出现。黄志荣后来说：“那小子像豹子一样窜出去，一梭子就把对方压回了林子。”然而交火后两人失散。

黄志荣三天后被一支搜索分队接回，腿伤复裂仍死命询问：“陈书利呢？”未得回答。

2月24日午后，121师的担架班在一条隐蔽沟壑发现了一个简易洞穴。洞口插着一支残破的步枪，枪托下压着一封油渍斑斑的信。洞里蜷着一个满脸胡茬的士兵，双眸炯炯。正是陈书利。

信纸写着：“假若我牺牲，请告诉父母，他们的儿子没给祖国丢脸。”那行遒劲的字迹，写于弹孔旁，像一道决绝的宣言。

清点战果，七人小分队先后击毙越军三十六名，摧毁轻重机枪三挺、六零迫击炮一门。战后通令嘉奖：陈书利、韦程儒、陈武贤一等功，胡清祥二等功，其余三位战友三等功。

值得一提的是，361团日后在复盘迷航教训时，把这支小队的行动经过列为典型教材：在最坏的情形下，仍能形成指挥链、优化火力配置、保存伤员、随机夺取地形，这正是人民军队底色。

那声“你们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在硝烟中炸开的瞬间，并非口号，而是铁一般的战斗动员。它让一群散兵重新找到身份坐标，找到了可以拼到底的理由。

四十多年过去，越北山林早已恢复宁静，硝烟的味道被雨季冲淡，可陈书利当年写在牛皮纸上的名字依旧历历在目。字迹或许会褪色，信念却不会。那场七个人与连队擦肩而过的生死竞速，终被定格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也为121师的战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