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央发给老蒋一封特批电报，蒋介石阅后，成功躲过一场暗杀

1961年10月下旬，东海上空风雨不断。金门前线的无线电监听站捕捉到一串异常的摩尔斯密码，译电员皱了皱眉，那是一段从日本发往台湾的密电，内容被迅速上报北京。彼时，两岸虽隔着一条浅浅的海峡，情报暗战却如同细雨般无声。很快，一份加急文件被摆到中南海的办公桌上。

解读完译文，中央高层没有开会讨论，也没有层层批示，只留下短短一句指示：“即刻电告台北，当心暗箭。”两小时后，一封罕见的“特别电报”飞越台海，落在台北博爱路的机要室。接受电报的军调局军官反复确认代码，确认这正是毛泽东亲自签发的最高机密级别电讯，他不敢耽搁，直接送往士林官邸。

此刻的官邸正为“反攻大陆”宣传片忙得人仰马翻。机要秘书小心翼翼把电报放到蒋介石面前。蒋翻开电文，只见寥寥几行：“日本有人招募郑松焘，已潜往台湾，将于近期图谋不轨，务必慎防。”蒋读到“郑松焘”三字，脸色瞬间沉了下去，这名字他并不陌生——早在1958年，情报处就断定此人是“台独骨干”廖文毅的心腹。

蒋介石随即叫来蒋经国，两人对视片刻。蒋介石低声道：“敌人的刀不挑颜色，不挑时间。”蒋经国点头，将电文收入怀中，随后召集警卫处：“从今晚六时起，官邸戒严，全部岗哨加倍。总统如果外出，必须提前六小时备案。”这一连串指令，没人敢多问。

郑松焘究竟是谁？他出身台南，三十年代赴日，在警察学校学过刑侦，1942年转到军事宪兵队，兵败后隐匿日本。1956年，日本各路流亡分子借“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旗号聚拢，廖文毅自封“大统领”时，就是郑松焘捧场。廖文毅此人，1910年生于台南望族，抗战结束后靠学识混入国民政府体系，政坛碰壁，愤懑之下公开鼓吹“台人治台”。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让他与美国情报系统有交集，也让他相信“只要踩住蒋介石，台独就有戏”。

1959年至1961年，美台关系因“两个中国”论摇摆不定，廖文毅判断：一旦蒋氏集团垮台，美方或许会扶持亲美政权，于是他准备在台北制造一次“震撼”。郑松焘自告奋勇，请求五百两黄金当启动资金：“成与不成，这钱我照拿；杀得重伤，再加赏。”廖文毅痛快允诺，同意单线电台联络，没想到这恰恰给大陆监听提供了入口。

11月1日夜，郑松焘乘小艇由那霸出发，三天后在宜兰外海登岸。他随身只带一本日文《甲胄史》，书脊里藏着改装手枪零件。老式讯号一旦进入台湾本土通信网，便被蒋经国的情报部门捕捉。可是，缺乏确切落脚点仍让追踪陷入僵局。

转折出现在11月5日。台北郊区一名摩托修理工岳安主动敲开蒋经国办公室门，“有人要行刺总统，我是来报信的。”面对质问，岳安说出刺客姓名与藏身处——大直白龙宾馆，“他是我同学，半个月前托我买枪。”对照中央电报，两条线头终于对接，蒋经国立刻调派安全局局长陈大庆带二十名特工赴白龙宾馆。

陈大庆抵达后并未立刻收网，他先暗中监视，希望掌握廖文毅与郑松焘的联络证据。然而郑松焘警觉很高，始终单独行动，线索断断续续。11月11日凌晨，蒋介石决定改弦更张，“此人留不得。”于是特工局另组三人小队出境追踪，目的地：东京。

当月29日清晨，东京上野车站空气刺骨。郑松焘买好车票，准备前往横滨与上家接头。他未察觉，一名身着黑呢大衣的男子已在他的右侧站台放下一根香蕉皮。一名长发女子用日语与他闲谈，拖延时间。列车汽笛响起前，女子脚下一滑，两掌推在郑松焘背上。车轮碾过，血迹瞬间被冬日寒风吹干。日本警方认定为意外坠轨，例行结案。

消息传回台湾，蒋介石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一报还一报。”然而廖文毅在东京的公寓里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他深知这是警告。美国顾问组也不愿为一个失势的“临时政府”再搭公关费用，资金链骤断，支持者四散。

1965年3月2日，廖文毅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理由冠冕堂皇：“局势未成熟，故暂行搁置。”不久，他携家眷悄然返回台北，蒋介石安排其出任水库筹建委员，以示招抚。昔日的“大统领”变成普通工程顾问，曾经的独立呐喊只剩一纸旧报。

1986年5月9日，廖文毅病逝，享年七十六岁。台湾《联合报》在讣闻中提到他早年的“文学梦”，对台独二字只字不提。至于那封从北京发出的短电，档案馆里依旧红头钉书，看似普通，却改变了一条生命的轨迹，也让彼岸的政坛少了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