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黑金”重生与高市早苗新政下的日本政治重构

文︱陆弃

2026年1月中旬，日本自民党内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众议院选举进行紧锣密鼓的协调工作。令人瞩目的是，涉及2023年11月曝光的“黑金”派阀丑闻——多名自民党派阀下令所属国会议员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的相关议员和前议员，正被允许在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选区重复参选。党内高层称，这部分议员“已经赎清罪责”，并且此举被视为巩固党内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这一决策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在上一次选举中，公众批评重复参选和派阀操作明显影响了政治透明度，而如今这一行为的回归，似乎揭示了自民党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如何在维持内部秩序与回应民意之间进行权衡。

表面上，这是一场党内人事安排的技术性操作，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日本政治制度与权力逻辑的深层运行机制。在自民党长期的派阀政治中，党内资源配置、议员晋升与选区控制紧密绑定，金钱、关系和组织网络构成了政治行为的基础。所谓“赎清罪责”，不仅是一种道德评判，更是一种权力自洽机制——通过党内协调与资源重新分配，既化解派阀内部潜在矛盾，也保证了执政联盟在选举中的最大化优势。这一逻辑与公众对政治公正和透明的期望形成明显张力，也揭示了日本政党运作中制度性灰色地带的持久性。

高市早苗的上台，则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新的语境。她所倡导的政治理念，既强调对党内纪律的控制，也试图在选举策略上取得主动。这意味着，对于过去丑闻中的议员，自民党不再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以整合和重用为主要策略。党内协调的背后，是对选举胜率和党内团结的权衡：面对社会舆论的不满和年轻选民的关注，党内高层选择以制度化手段解决派阀矛盾，而非彻底清算，这既显示了权力逻辑的现实性，也暴露出政治伦理在现代选举制度下的妥协空间。

重复参选的安排，也折射出日本选举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行的制度设计，使党派在候选人安排上具备高度操作空间。自民党通过党内背书和资源调配，能够在选区和比例代表之间实现策略性布局，优化选举收益。这种操作虽然合法，但其政治文化含义复杂：一方面，它强化了党内组织控制力，确保议员行为服从整体战略；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公众解读为对不透明行为的纵容，甚至可能削弱政治信任度。日本政治的制度逻辑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在此次事件中被无限放大。

这一现象的成因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结果。自民党作为长期执政党，派阀文化根深蒂固，资源控制与政治忠诚构成内部运作的核心。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财政资金、党内职位和政治筹款网络维持派阀平衡，已成为常态。高市早苗上台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物价上涨和社会信任危机，她需要稳固党内支持，同时在选举中争取公众认可。在这种背景下，重复参选安排不仅是派阀利益协调，更是对整体战略风险管理的体现——通过“赎罪式”再启用，党内潜在对立被消解，选举操作空间被最大化。

然而，这种安排也存在明显风险。公众对政治透明度和伦理的期待，并不会因为党内协调而消失。重复参选行为可能激化舆论不满，尤其在年轻选民中，其反应与传统选民群体明显不同。舆论调查显示，尽管年长选民更易接受执政党策略，但年轻群体对政治丑闻的敏感度和对改革的期待更高。在选举中，如果党内操作与民意产生脱节，不仅可能引发投票行为反弹，也可能对自民党的长期信誉造成潜在损害。同时，媒体与民间监督机制的存在，使重复参选的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将持续成为舆论焦点，形成制度性压力。

对未来选举与党内政治格局而言，此次操作的影响不容忽视。通过整合派阀利益，自民党短期内可能在选举中保持稳定优势，但中长期来看，党内道德信号与选民认知之间的差距或加大政治信任成本。若这种信任缺口持续扩大，可能催生新的政党重组动力，或促使社会运动与选民行为对党内决策形成制约力。此外，重复参选安排对日本政治文化的潜移默化作用，也可能强化党内资源依赖型操作模式，使制度创新和政治透明化进程面临阻力。

从更深层次观察，这一事件展示了现代民主国家在权力分配、制度操作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复杂张力。自民党通过党内协调与赎罪式策略实现选举利益最大化，其逻辑虽合理，但同时提醒我们，政治操作的短期胜利不能替代制度正当性与民意基础的长期稳固。在高市早苗的新政框架下，日本政治正面临选择：是继续在党内操作空间内寻求短期效率，还是尝试建立更透明、更能回应公众期待的制度约束。重复参选的安排不仅是一次党内策略事件，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日本政治制度运作的深层结构，以及现代民主社会中权力、责任与公众信任之间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