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工作与侵华战争

本文选自《面具之下——近代日本报人对华情报活动》，俞凡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

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非日本民族时，是不大会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倨傲"；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又极易适应激烈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宽厚，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成性，又描绘他们如何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动完全出自考虑别人的评价，即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讲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描述那个军队的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热诚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如何普遍爱美，如何对演员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另外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该民族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这段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于70多年前的文字，至今仍然被视为描绘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同样的，近代许多在华日本特务记者的身上也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矛盾性：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对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等事物非常热爱，许多人都留下了优美的诗作一花一叶，一鸟一鸣，都会引起他们的感怀，他们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但同时，他们又对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视而不见，甚至利用他们的所知所学，为战争恶魔鼓噪呐喊，热情地歌颂侵略与屠杀。他们是记者，以报道事实为天职，而就他们的情报报告而言，他们也的确践行了这一天职：他们对事实调查之全面深入，选择之精到准确，分析之客观透彻，都堪称精妙，但同时，他们又对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尊重并维护局部事实的目的，并非为了尊重并维护整体真实，恰恰相反，他们所进行的调查与分析，正是为了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换言之，也就是一再地公然违背并明确颠覆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真理爱，道德，仁慈，公平与正义。

其实，这种矛盾性并不仅仅存在于抗日战争当中。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特务记者的先驱宗方小太郎便在情报工作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日俄战争中，遍布俄国太平洋舰队旅顺基地内外的日本间谍中，就有不少拿着纸笔的记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高石真五郎(《东京日日新闻》及《大阪每日新闻》主笔)，清泽冽(《朝日新闻》及《中央公论》杂志著名记者)，町田梓楼(东京《朝日新闻》社论委员)，萩原忠三(同盟通讯社纽约支局长)，河野建治(《朝日新闻》记者)以及高田市太郎(《东京日日新闻》纽约分局长)等报人也都向当局递交了有关欧洲特别是美国问题的分析报告。

所以，近代日本记者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绝非仅仅针对中国一国，也绝对不仅仅是某几个记者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多角度，全方位，长时期的国家行为。

同时更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通过对前述几位重要日本特务记者行为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在其进行特务活动之初，他们并没有，或者至少没有全部得到官方的明确授意。事实上，宗方是在华活动十年后才成为海军"嘱托"，水野引起当局注意乃是源于自荐，鹫泽来华六年后才被委以重任，末次是在他进行剪报工作十年后方才得到外务省的资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从事情报活动之初，并非出于当局指使，更非从小的刻意培养，而是一种完全自觉的行为。这就使我们在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被进一步地放大了为什么这些日本记者，会成群结队地，主动地将自己置于这样一个矛盾的境地呢?这个问题，难道只用一句"军国主义教育"或者"军国主义分子"就可以简单地解答吗?

动荡扶桑岛，

实在住腻了。

你走我也去，

成群往外跑。

这首流行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歌谣，生动地表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两个重要特点：忧患意识与扩张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极度贫乏，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在明治维新后举国工业化的时期被无限地放大了。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要发展日本国力，就需要建设强大的工业；要建设强大的工业，就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资源；要获得充足的自然资源，就必须由岛国走向大陆，这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源头。同时，日本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自古以来便多火山地震，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波及日本京畿地区，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地震给了正处于严重萧条中的日本经济以重重的一击，从而成了后来的"昭和恐慌"之嚆矢。作为地震的副产品之一，短暂的"大正民主时期"戛然而止，日本国内的政治动向由尊重民权，追求自由转向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的著作开始受到追捧，二叶会，木曜会，王师会，樱会等少壮派军人组成的法西斯团体也开始相继诞生。再者，战争对于近代日本影响深远，"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几次战争的结果。而这几次战争得到胜利，都是人民与政府同意的结果。就国内来说，倒幕府废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战，九年之战，十年之战的成绩，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二十七八年战争的成绩，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战的成绩"。近代日本仿佛走入了这样一个魔幻的循环每进行一次战争，国家便可以"进步一点"，领土就可以扩张一点，国际地位就可以提高一点。这种群体意识的形成，正是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

但是，仅仅有军国主义体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鲁斯-本尼迪克特有一段精妙的论述：

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日本衡量国际形势的观点与我们也不同。美国把战争的起因归之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德意志三国以征服的行动非法地破坏了国际和平。轴心国所占领的地方，不论是伪满洲国，埃塞俄比亚还是波兰，都证明他们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他们践踏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或者至少是侵犯了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日本对战争原因则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在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和平，平定了叛乱，建筑了公路，电力，钢铁产业。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的青少年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都受到公共学校的教育。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

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言："1942年春天，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共荣圈问题做了如下的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居民们家喻户晓。对当地居民过多体恤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一种滥用日本好意的倾向，以致对日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换言之，什么事对弟弟有益，这要由哥哥来决定，并且在强行做这类事时不能'过分体恤'.只有理解了这种心态，我们才能理解鹫泽在《中国开发的根本方策》(《支那開根本方策》)中的那些匪夷所思言论的由来。

这种等级制度在对日本人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已如前所述，而对于其处理国内关系的影响，则表现为对一种明确的等级制社会的服从与推崇。"日本人与其他独立民族相比，更加受这样一种世界所制约，在这个世界里，行为的细节规范规定得宛如一幅精密地图，社会地位是规定了的。两百多年期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种世界的。""这种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似乎变成了福柯笔下那种被规训的人"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那么，这种规训为何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考察这些日本间谍报人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旧武士家庭，对于他们来说，忠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明治维新之后，这种忠诚被一元化为对天皇的忠诚，天皇变成了那只"洞察一切的眼睛"，成了社会规训系统的核心。同时，"规训监视其实是需要中继站的.......它应能被纳入规训机制，并能增加其可能的效力。它必须被分解成较小的因素，但其目的在于增大其生产功能：使监视具体化并切实可行。在近代日本间谍报人体系中充当中继站的，便是类似燕尘社和大和俱乐部之类的民间和半官方的社会组织。它们至少在两个方面强化了这种规训：一是建立了报人与当局沟通的渠道，既使他们获得了一条可以迅速获得赏识的"终南捷径"，也使他们的行为随时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二是建立了他们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既使他们可以交流信息，排解乡愁，也使他们可以互相影响，互相监视。这样，近代日本便建立了那种"全景敞视建筑"式的社会结构。对于生存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的报人们来说，天皇的权力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它会产生出"真正的征服",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会"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如此，既然天皇号召国民"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以"盛展经纶""大振皇基",建设一个强大的帝国，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效忠于他，不论任何代价，不问任何对错。

当然，政府有效的激励手段也是原因之一。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人类的动机来自于三种需求，即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和亲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以激发和提高人们的成就动机。日本政府的举措可谓恰合其道：首先是对间谍记者酬以高薪，从现存日本外务省及军部相关文件记录来看，这些"嘱托"们每月的津贴都在100至200元不等，个别高薪者如宗方则可以每月从海军省领到300元，还可以从外务省再领到150元，而当时日本工人的月薪则基本在30至50元。官方还会对所谓"成绩突出者"不吝重奖，比如波多野乾一仅在1939至1941两年间便合计获得2700元奖金。其次是对某些做出特殊"贡献"者予以特殊荣誉，比如宗方小太郎便因在甲午战争中立下"奇功"而获准着中国平民衣服觐见明治天皇，并在弥留之际由大正天皇特旨授勋，而类似波多野乾一等许多间谍记者也都被政府授勋。再次，当局还会给一些资深间谍以特殊待遇，比如晚年的水野梅晓在写作《日中文化交流史》时曾两度向外务省提出资金补助申请，而每次外务省也都迅速地批准补贴其1000元，而水野也凭借这部著作奠定了其"学术权威"的地位。最后，他们还有机会出任政府高官，比如《朝日新闻》副社长绪方竹虎及下村宏便曾分别出任小矶国昭及铃木贯太郎内阁国务大臣兼内阁情报局总裁，成为日本政坛的核心人物之一。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本章开篇时所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动荡的地理环境，贫瘠的自然资源使得日本具有一种天然的忧患意识与扩张意识，而这种意识在近代国际关系中所普遍遵循的丛林法则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潮流的影响下被无限地放大了。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下，日本开始主动地向大陆"舒根蔓枝"，而国内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与对外战争的一次次"胜利",形成了驱动"大陆政策"的两个轮子，使得日本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快车道。天皇对侵略行为的许可与纵容，以及日本人固有的等级观念，使得日本人自以为找到了侵略与奴役他国人民的最好理论解释。于是，整个日本国家就变成了一部构造精良，运转有序的侵略扩张机器。同时，日本人又认为"一个人的勇气和完美表现在与这些规范保持一致，而不是反抗或修改这些规范。在它宣布的范围内，它是一个可知的世界，因而在他们眼中也是一个可信赖的世界。它的规则并不是摩西十诫中那些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极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场合应该如何，那种场合又该如何；武士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应该如何，弟弟又该如何；如此等等"。既然侵略扩张成为了当时日本民族的群体性规范，那么每个国民就应该在这个规范体系中"各安其所，各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于是，士兵应该勇敢冲锋，也应该毫无顾忌地砍掉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头颅；农人应该努力耕作，也应该在国家召唤的时候随时冲上前线；妇女应该照顾好家庭，也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慰安"皇军将士；儿童应该认真读书，也应该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准备"一亿玉碎"。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记者就应该向政府提供所了解到的任何情报，这时他们必须保证客观真实；而他们也应该无视杀戮，赞美侵略，歌颂战争，这时他们则无须顾忌真相或是谎言，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的本分。对残杀，虐待，抢劫，强奸等暴行的无视，并不妨碍他们对落花与鸟鸣的感怀，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两种身份的区别前者是国家的人，天皇的人，后者则是人性的人，正常的人。只有理解了这种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内在关联与矛盾，我们才能真正地解释这些特务记者们在对外侵略历史上的种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