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粉丝财经博主的读诗感悟：9位诗人，32首名篇，看完人生都通透了……

比诗歌更有趣的，是诗人作诗的理由。

当一位千万粉丝的财经博主翻开诗词古籍，他会看见什么？温义飞交出的答案令人惊喜：在他的新作《浮生一刻》中，他以其特有的锐度，精准捕捉到古典诗词与现代人生的奇妙共振。

这本书不满足于传统的文学赏析，而是另辟蹊径，聚焦于三十二首传世名作诞生前那关键的“浮生一刻”——诗人们在人生转折点的真实抉择与内心挣扎。

温义飞

书中采用独特的传记式结构，完整呈现九位诗人的生命轨迹。你会看到杜甫的挫败，王维的逃避，白居易的妥协，苏东坡的苦痛。温义飞以财经人士特有的清醒洞察，揭开这些文化偶像的历史面纱，展现出他们在仕途坎坷、人生起落中与我们并无二致的困惑与抉择。

与一般的古典诗词赏析相比，《浮生一刻》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它体悟并贯彻了一种来自中华文明深处的审美自觉——生命会消逝，时空会更迭，但文字终会长存，它所激起的情感共振，终将触动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灵魂。只要文字还在被书写，只要诗歌还在被吟咏，我们这个民族，就能拥有超越历史、超越个体的不竭的精神原力。

《浮生一刻：三十二首诗词背后的人生悲欢》

温义飞 著

202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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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所有的追求，无论是为国为民，还是自我实现，其重要性都不可否认。但是最终，能在无限的时间中证明我们存在的，永远是自己最本真的、不加伪饰的感受。

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其人其时，所思所感，不过“浮生一刻”。但哪怕是“一刻”，只要足够真诚，也足以成为永恒。

在理解了关于别人的那一刻之后，我们会更加珍惜，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一刻。

年少凌云，壮志未酬

杜甫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怎么陷入晚景凄凉的窘境的？

我们可以从他20多岁时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杜甫流传至今的诗歌有1400多首，90%以上是40岁之后写的。在今存的杜甫早期诗作中，下面这首《望岳》很有名。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年轻的时候，正逢“开元全盛日”。这一时期经济发达，社会秩序安定，文人漫游之风盛行。

作为漫游大军中的一员，杜甫从开元十九年（731年）起就四处游历，先是去了郇瑕，接着在吴越一带待了好几年。到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前后，杜甫在洛阳参加了科考，落榜。

不过他也没把这当回事，干脆接着漫游，又去了齐赵一带，探望在兖州任职的父亲杜闲。这首《望岳》，就是他在旅途中登临泰山时所作。

泰山云海

那几年，杜甫的生活是快意的，他骄傲地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注意，这里不是“应当”“愿当”，而是“会当”，意思是一定会、确定会、肯定会。

我必然会登上山顶！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感。

他想当最大的官，像祖父一样“凌绝顶”，然后“一览众山小”，其他所有人在他眼中都是渺小的，世界都在他的脚下。

这当然有些狂，但当时的杜甫有资格这样想，因为他有才华，家世好，并且年轻。隋唐时期，长安地区流传着一句俗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说的是京兆韦氏和京兆杜氏这两大望族声名显赫，距离“通天”只有一步之遥。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就是京兆杜氏的后裔。杜甫的父系家族中，往上数两代都是官员。他的母亲同样出身名门，是唐代世家“五姓七望”中清河崔氏的女儿。

杜甫很崇拜自己的祖父杜审言，曾自豪地说“吾祖诗冠古”。杜审言在初唐时期的确是个重要人物。他是“文章四友”之一，算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但是，史书上说杜审言这个人为人狂妄，颇受同辈的嫉恨。有记载说，杜审言临死前，曾对来看望他的宋之问等人说：

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

这话的意思是，“我活着的时候压得你们出不了头，现在我要死了，你们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惜我死后没有接班的人”。这样说，很难不让人觉得讨厌。而杜甫很可能没有客观地看待祖父的这一缺点，甚至还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一些。

之前，杜甫过得还算体面，有些人脉，但等到他父亲去世，情况就变糟了。科举考试失败，杜甫也失去了能在官场上给予他便利的至亲，还失去了收入来源。

他把这一切归于时局的动荡和奸人当道，后世也有很多人说他是为奸相李林甫所害。不过，他可能也有点儿倒霉。王炳文先生通过考证推测，杜甫参加了天宝六年（747年）长安的制举，但正好赶上李林甫为避免有人攻击时政，临时改变出题思路，导致考生来不及准备，最终无人及第。

但实际上，命运给了杜甫算得上慷慨的机会。比如，他刚到长安的时候，有权贵之家向他伸出橄榄枝，但当时他一门心思地准备科举考试，没有顺着这条道路经营。他本可以靠祖上的门荫入仕，但他心气高，觉得“吃老本”不如科举那么堂堂正正。况且，要靠门荫入仕也没那么简单，得跟一帮“官二代”去抢资源，他也不愿意这样做。

《杜甫像》，蒋兆和

安史之乱后，他从洛阳跑出来，投靠了唐肃宗，这也是个好机会。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天，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遽然起兵，安史之乱爆发。到了第二年六月，长安的门户潼关失守，叛军打到了家门口，唐玄宗仓皇出逃。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李亨跟着出逃，途中发生马嵬兵变，杨国忠被诛杀。唐玄宗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唐玄宗南下入蜀，李亨则北上灵武，被推举即位。

父子反目，君臣成仇，乾坤颠覆，国都失守。

此时新登基的唐肃宗，精神可能还处于应激状态。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不入流的小官——杜甫，在战乱之中千里迢迢地跑来投奔，情绪价值给得很足。因此，一见面，唐肃宗就很大方地封杜甫为左拾遗。

这个官虽然品级不算很高，但是含金量很足，主要负责给皇帝提建议，是标准的“皇帝身边的人”。这说明唐肃宗打算把杜甫当自己人培养了。

但没过多久，杜甫就因为妄言被贬谪了。可惜，杜甫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管理，更不懂职场规则。所以，突然得到垂青后，他无法把握机会。这其实算是和他的真实能力相匹配的结果。

这一点在他早年就有所体现。安史之乱前，杜甫科举落榜之后也曾忍气吞声地奔走、运作，在长安客居了10年。没人愿意理他，他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最后生活困顿到难以为继。

据史书记载，天宝十二年到十三年（753~754年），长安一带霖雨成灾，米价飞涨，朝廷不得不发放“太仓米”，将米减价卖给穷人。杜甫一家当时已经加入吃这种过期大米的行列。他要花钱交际，还要借酒浇愁，经济条件越来越差。最后，在长安住了不到一年，到秋冬时节他就搬到了奉先（今陕西蒲城）。

把家人安顿好后，杜甫又一个人回到长安。他仍然没有找到门路。又过了一年，他回家探亲时，发现他的小儿子已经饿死了。后来兵荒马乱，杜甫开始流亡，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诗，比如“三吏”“三别”等。

年轻的杜甫，在望岳时骄傲地写下“一览众山小”。但在人生的末尾，他最后一次登高的时候，没能看到众山的渺小。

不尽长江，滚滚而来。

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渺小。

病树前头，万木逢春

在第二次被贬后，刘禹锡写出了《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在遭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他并不以自己所处环境之恶劣而自怜。刘禹锡的乐观，就体现在他能以审美的眼光和积极的心态，把现实的困境创造性地重构为自我精神的乐园。

所以，“陋室”在他的笔下根本不“陋”，他始终以朝气蓬勃的状态面对人生的困境，他有一种把物质上的匮乏转变为精神上的充盈的能力。就算所处的环境再糟糕，他也会凭借自身的才华和高尚的人格使糟糕的环境变得好起来。他的能量会辐射到周围，使周围的气场发生改变。

这就是刘禹锡最厉害的地方。这旺盛到外溢的生命力，让中晚唐的瘴疠之地硬生生地有了盎然的春意。这个人似乎无法被击垮，再多的苦难都伤害不了他的精神内核。

刘禹锡后来从连州辗转到夔州、和州，一直都处于被贬谪的状态。他在和州任职几年后，唐文宗即位，之后他奉召回到洛阳。途经扬州的时候，他正好跟也要返回洛阳的白居易碰上了。

扬州一角，绿意盎然

在宴会上，白居易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情绪比较低沉，诗的最后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意思是，我知道你的才华一定会遭人妒忌，所以你会被才华连累，只是二十三年的代价，是不是也太大了？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时长为九年多，第二次被贬到边远地区，待了约十三年。从他第一次被贬到他这次返回洛阳，加起来总共是二十三年，白居易替他惋惜不已。

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放弃希望了。可是，刘禹锡不愧是刘禹锡！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白居易字乐天，这首诗就是白居易在扬州酒桌上送给刘禹锡诗后刘禹锡的回复。

在扬州酒旗斜挑的暮色里，他说“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意思是，我在最荒凉的地方待了二十三年，确实像是被抛弃了；“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意思是，我不断地怀念过去美好的生活，等回到故乡时，连故乡的人都已经不认识我了。

但是，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生遇到波折没有关系，希望永远都在，落寞与苦难阻止不了千帆竞发的浩荡。诗歌的整体调性由落寞转向激昂，尾联便顺势而下，“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意思是，感谢你对我的安慰，朋友，让我再借你的好酒，激发我永不熄灭的斗志。

《长江万里图卷》（局部），[明]吴伟

老友柳宗元已逝，妻子与母亲墓前的松柏已郁郁青青。可他的诗行里不见腐木沉沙，只有永贞斗士的脊梁。

抛开这首诗的艺术技巧不谈，光是这种态度，在唐诗里也很难找到能与之比肩的了。如果他的一生很顺遂的话，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生命力的，也感觉不到这超人一样的钢铁意志。

我常常觉得，在短期的折磨中保持勇气，是可以做到的。最可怕的是失去可能性和希望，而刘禹锡当时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看不到尽头的贬谪，看不到尽头的折磨，看不到尽头的被孤立和被遗忘。

刘禹锡并没有失去初心，而且他看得越来越透彻。所以，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评价刘禹锡这首诗时说：“梦得此诗，虽秋士多悲，而悟彻菀枯，能知此旨，终身无不平之鸣矣。”

当你埋怨命运的不公时，那就是软弱的开始。

乱花一片，浅草两行

史书总爱渲染白居易被贬谪后的落魄，却鲜少提及他归京后如同火箭一般的升官速度。

820年夏天，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职，仅一年后就官至五品。他还攒够了钱，在长安朱雀门外的新昌坊买了房，虽然通勤距离有点儿远，但毕竟靠自己的努力在长安成功置业。

不过，他很快又外任了。但和之前的被动贬谪不一样，这次这张刺史的任命书，是他主动求得的护身符。

对于这波调动，《白居易评传》解析，白居易这次归朝，虽仕途较顺利，但他的心绪总是显得萧散抑郁，主要是有感于长庆朝局愈来愈不景气。

唐穆宗李恒，是一个“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耽于游嬉、荒淫昏庸的皇帝。在此期间，诗人经历了几桩以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朋党之争为背景的事件，他不免陷入既要维护朝廷纲纪，又要保全朋友交谊的两难之境，从而使他本已十分黯淡的宦情，变得更加消沉，最终萌生了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的念头。

西安钟楼，忆昔大唐气象

总而言之，他选择离开的原因有三。一是新帝不大靠谱，二是朝廷和地方上皆伏危机，三是牵累于复杂的人际关系。

混乱的长庆朝局，如同越缠越紧的线团，让身陷其中的白居易左右为难，备感疲惫。

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大声嚷嚷的愣头青了。他不再追问真相，而是选择迅速远离漩涡，自保平安。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3年后又调任苏州刺史。正是在杭州做官期间，白居易写出了名作《钱塘湖春行》。这时候距离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已经过去了八年。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钱塘湖就是西湖，西湖有苏堤、白堤，“苏”指的是苏轼，“白”指的是白居易。两位文豪的足迹深深镌刻于湖光山色之间，垒起了西湖千年不散的文化魂魄。

白居易写山水，虽颇得王维之韵，但无其孤高之气，多了几分人间烟火与和煦暖意。他不是在孤峰上抚琴的隐士，而是春日堤上与民同乐的老翁，衣襟沾着草屑，袖口染着茶香。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样一幅很有生命力的画面，装满了整个春天的躁动。莺儿争抢着最暖和的枝头，燕子忙着垒起新巢，连泥土都透着蓬松的喜悦。然后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繁密的花让人心生雀跃，淡淡青绿的小草惹人怜惜。末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在熙攘的人群中，白居易轻袍缓带，负手徐行，暖意熏人，春风如醉，枝头有花，花间有鸟，翠柳垂荫，堤上青青草，一路走来意犹未尽。人生真美好啊！白居易大概会庆幸自己做出转变的决定。

湖上长堤，翠柳如荫

但我们读罢全诗，总感觉有些怅然若失。那个在《卖炭翁》里横眉冷对、在《琵琶行》中拍案长叹的白居易去了何处？曾经刺破帝都华服的锐利诗行，如今成了不争春色、弧度安全的柔柳，成了保护诗人自己的软甲。“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满堤烟柳柔柔裹住。

《钱塘湖春行》这首诗，清人何焯评其“平平八句，自然清丽”。诚然，白居易写的诗仍然清爽、简约，语言还是直白浅近，但是这自然清丽的背后，似乎藏着有些刻意的回避。

这是因为探讨那些更深刻的东西，曾经给他带来了不幸。如今他不想再去碰钉子了，除了眼前的美景，没有什么能牵动他的情绪。

此后的白居易，也如他料想的那般，再未经受凄风苦雨。

56岁时，他做了秘书监，佩紫金鱼袋，着紫色朝服，三品大员的贵重身份可见一斑。后来，他去了洛阳做分司，提出了“中隐”的理论：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古代早有大隐、小隐的说法，如晋人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而“中隐”是参透官场玄机的白居易的首创，他觉得，置身出与入、忙与闲、贱与贵、穷与通等对立面之间，做闲散的东都分司最为适宜。在唐代，洛阳作为陪都，设有分司制度，东都分司虽是另行设置的中央官职，但大都是荣衔闲职，既有京官体面，又无案牍劳形，关键是还享有全额俸禄。这是多少“躺平”人士梦寐以求的工作啊！

白居易没有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从此留在了洛阳，一直到75岁去世。

他的晚年生活，是每个人都会羡慕的那种：有闲有钱，诗酒纵情。这位“中隐大师”喝茶、拜佛、写诗、听曲，温养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或许这也是一种融入集体的良好策略。

若是老年白居易有机会再次亲临长安的花市，看到满眼姹紫嫣红时，他心中或许依然有诸多感慨，但他可能只会赞赏一下花朵的娇艳，绝不会再贸然翻动赋税的账本。

白居易喜欢年轻的美人，也喜欢锦衣华服。他在诗中经常提到服饰，这些身份符号不断地被这位“生存艺术家”定格进文字。

升任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时，他骄傲地说：“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他在洛阳担任的太子宾客分司是正三品，可佩紫绶，他也要晒一晒，“玉珮金章紫花绶，纻衫藤带白纶巾”。

他还在《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中写道：“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有的版本将“觅银鱼”写作“觅金鱼”。他说：幼女哭闹，找我要腰上的金鱼袋、银鱼袋玩。为什么找不到了？因为当时白居易正要卸任忠州刺史，回长安任职，他要换衣服了。

唐朝服饰制度森严，按实际品级，忠州刺史应该穿青绿色的官袍。绯色官服对应的级别更高。金鱼袋、银鱼袋同理，他没有资格佩金鱼袋。不过，唐代制度中有一条是，都督、刺史级别不到五品的，可以暂借绯衣、鱼袋，以抬高身份，待离任时则须穿回对应品阶的官袍。

谁不知绯衣贵重，青衫位低？如今正是白居易卸任之日，借穿的绯袍终究到了要还的这一天。此刻小女儿的“绕腰啼哭”，实际上是白居易本人的暗自失落。

日本学者下定雅弘在《白乐天的世界》一书中也曾评价白居易诗中以服饰为意象的写作手法。他认为，《琵琶行》中“江州司马青衫湿”这一句中的“青衫”作为低阶官服的象征，无疑体现了诗人的失意与屈辱。

《琵琶行》（1979）剧照

一个这么在乎衣服的人，是没办法赌气的。

这些身外物，他都很想要。他还有个名句：“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意思是，当年我们6个人一起升的学士，现在你们5个都封侯拜相了，就我一个是渔翁。

他太想进步了。这种“想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从科举前的多方干谒，到中举后“翩翩马蹄疾”的得意，再到他杜撰家世出身，称自己的白氏出自先秦楚国公族芈姓，从而给自己的寒门出身镀金。

说到底，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他也足够聪明，在进无可进的时候急流勇退，最终也确实做到了独善其身。

杜甫用一辈子也没有悟透的生活道理，王维用了半辈子才找到的闲适人生，苏东坡用几起几伏才艰难找到的精神归宿，白居易只用了一次谪居、一首《琵琶行》的时间，就悟透了。

他快速地与自己和解，快速地找到了新的生活哲学。在人世间的风雨中，他总能找到最舒适的枝丫，既不必像杜甫苦守寒枝，也无须学王维绝尘而去。也许这并不被人赞扬，但我相信他是自洽的。

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这三颗耀眼的明星几乎同时划破中唐的夜空。他们拥有惊人相似的人生起落，却在同样被贬为司马后走上殊途：

刘禹锡活成了烧不尽的野火，在瘴疠之地高唱“沉舟侧畔千帆过”；柳宗元化作了啼血的杜鹃，黯然于潇水舟中独钓寒江；唯有白居易，把自己修炼成了太极高手，悠哉地数着俸钱写闲适诗。

历史的宿命感，淡淡地弥漫在这几条相互交叠、短暂重合又最终远离的星轨之间。

千万粉丝财经博主温义飞

跨界解读古诗词背后的人生悲欢

九种人生，万千慰藉

手边有诗，心有安处

-End-

2026.1.19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