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民党市长的红人，妻子是剑桥学霸，谁知两人竟是红色特工！

1948年冬，天津市政府的机密会议刚结束，一个穿着美式夹克、头发梳得油亮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拿起桌上的《城防工事图》卷成筒状，转身就往门外走。

“你拿这个干什么？”卫兵突然喝问，年轻人回头翻了个白眼，口无遮拦地顶了回去：“管得着吗？”

没人敢再阻拦——这是市长杜建时眼前的“红人”方纪文，一个出了名的“纨绔秘书”，说话吊儿郎当，甚至被人暗地里叫做“头脑有病”。

可谁也想不到，这个看似胸无大志的公子哥，竟是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中共特工，而他手中这张标注着1700多个明暗堡垒的图纸，即将成为刺破天津城防的关键利刃。

方纪文

• 书香门第走出的“叛逆者”：从公子哥到革命者

1912年，方纪文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方兰阶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县参议员、教育局长，是当地名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方纪文本应沿着家族规划的道路，成为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

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悄然转动。

1931年，年仅19岁的方纪文，心中燃起了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熊熊怒火。他竟不顾家族的声誉和自己的前程，在县城门楼上用石灰写下了“欢迎共产党”五个大字。

这五个字，如同一把利剑，划破了县城的宁静，震惊了全县上下。

校方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将他开除。但方纪文没有丝毫后悔，他的心中，革命的火种已经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碎了华北的宁静。方纪文毅然决然地告别家乡，踏上了未知的征程。

他辗转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接待和图书管理工作。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革命的知识和力量。

1938年，他怀着满腔的热血，奔赴延安。

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他聆听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彩演讲，那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他与同学们一起合唱《黄河大合唱》，激昂的旋律，让他的热血在血管里沸腾；他还与毛主席等领导人亲切握手合影，那一刻，他感受到了革命领袖的伟大力量，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段延安的经历，让他从一个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 潜伏天津：在敌人的心脏插刀

1943年秋，31岁的方纪文接到秘密任务，化名潜入天津。

出发前，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亲自叮嘱他：

“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稳扎稳打，迎接解放。”

刘仁

他伪装成棉花商人，凭借父亲的旧友关系，成功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新闻处。

为了掩护身份，他刻意装出纨绔做派，却在暗地里靠出色文笔和机敏应变，一步步靠近权力核心。

潜伏离不开家庭掩护，经亲戚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语女教师司徒敏。

1944年，两人结婚，司徒敏很快成了他最得力的潜伏搭档。

那时方纪文月薪40多元，司徒敏挣70多元，潜伏的活动经费，大多靠妻子的工资资助。

危机很快找上门。

第一重危机：特务的怀疑如影随形

军统特务李福恒，就像一条阴险的毒蛇，很快就盯上了方纪文。

他不断地在处长面前诋毁方纪文，污蔑他是“危险人物”，劝处长提防。

方纪文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听说处长想给孩子找英文家教，他便让学霸妻子司徒敏给处长孩子补习英语。

司徒敏不仅教书认真，还和处长家人处得格外融洽，两家人常一起吃饭、看电影，处长彻底放下戒心，再也不把特务的话当回事，方纪文逐渐成为处长心腹。

“夫人外交”不仅成功化解了危机，还使他成为极少数能直接出入市长办公室的亲信。

第二重危机：档案的调查暗藏杀机

中统特务蒋主任对方纪文的怀疑也从未停止。

最惊险的一次，他突然对方纪文的档案展开了调查，企图从中找到破绽，杀机暗藏。

方纪文嗅到危险气息，连夜销毁了所有敏感材料，司徒敏则冷静地把重要资料缝进棉衣夹层，两人趁着夜色转移。随后方纪文以病假为由躲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警察局分局长亲自带队包围小楼，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

上级劝他撤离，但他分析形势后认为：

“特务没有证据，现在正是解放天津的关键时刻，党需要我！”

第三重危机：市长的盘问步步紧逼

方纪文并不满足于在新闻处的小打小闹，他瞄准更高目标——市长杜建时。

为了接近杜建时，他精心撰写《天津渔家》《天津脚行简介》等社会调查，这些报告详细地描绘了天津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迎合了杜建时“民主市长”的自我标榜。

杜建时看到这些报告后，对方纪文刮目相看，很快便对他赏识有加。

然而，杜建时对方纪文的背景始终心存疑虑，他曾两次直接盘问方纪文。

每一次盘问，都像是一场生死考验，但方纪文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冷静，一次次地巧妙应对，成功地打消了杜建时的疑虑。

最终，他获得了列席市政府会议的特权，可以自由查阅各类机密文件，成为唯一打入国民党天津市政府高层的中共党员，也为后续的情报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

• 生死时刻：智取城防图，保全敌伪档案

1948年底，天津解放的脚步越来越近，方纪文接到了最危险、也最重要的任务：

获取城防工事图。

这张由杜建时亲自部署、秘密绘制的图纸，标明了90华里内的一千七百多个明暗堡垒和无数地雷群。它就像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国民党在天津的统治。

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在平津战役时

这个被杜建时吹嘘的“第二道马其诺防线”，无疑成了我军解放天津的最大障碍，相反，一旦城防图落入我军手中，敌人的防线将不堪一击。

因此，获取城防图，成了生死攸关的任务。

方纪文摸清杜建时的习惯——召开专家会议时会分发图纸，事后却疏于核查。

这天，他趁杜建时召开机密会议时，大摇大摆地卷起图纸离开。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当晚，司徒敏提前在约定地点观察动静，确认没有盯梢后，才示意方纪文将图纸交给联络员。

1949年1月14日，天津城外炮声震天，解放军战士如猛虎下山般冲向国民党吹嘘为“第二个马其诺防线”的城防工事。

然而，当第一发炮弹精准命中目标时，指挥官们却震惊地发现：

城防图上的每一处暗堡、每一段护城河，甚至每一颗地雷的位置，都与实地分毫不差。

这份迟到20天的关键情报，让东北野战军精准掌握了敌军布防，10天内扫清外围数十个据点，仅用29小时就攻克天津。

解放枪声响起时，方纪文再露锋芒。

那时，国民党想在撤退前烧毁全部档案，方纪文接受“保全敌伪档案”的命令后，单枪匹马找到市政府警卫队长，亮明身份劝其弃暗投明，组建临时纠察队守护敌伪档案，与此同时，他住进市政府，日夜监视档案室，防止敌人破坏；还及时控制舆论阵地，到天津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等处，责令员工保护国家财产。最终，国民党市政府数万份档案完整无损。

这些档案，就像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记录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种种罪恶和黑暗，也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天津解放后，杜建时下落不明。黄敬市长命令方纪文：

“你这个市长‘新闻秘书’怎么把你的报道对象丢了？”

黄敬

方纪文穿上军装，挎上手枪，先后奔赴国民党训练团、杜建时舅舅家中，最终他顶着枪口从杜的舅舅口中逼出秘密电话号码锁定其藏身处，协助解放军在桂林路成功擒获杜建时。

黄敬市长幽默称赞：

“纪文，你这个市长‘新闻秘书’行啊！任务完成得挺好。”

• 传奇落幕：英雄永不褪色

5年潜伏，2000多个日夜与狼共舞。方纪文用“纨绔”伪装当盾牌，司徒敏以智慧胆识作后盾，夫妻俩并肩作战，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情报、化解危机。

解放后，他们褪去特工光环。

方纪文历任天津市长秘书、天津电影厂长、文联副主席等职，司徒敏则深耕教育，曾任新华中学校长、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

晚年的方纪文，住在新华南路一座只有48平方米的老房子里，狭小阴暗，冬天没有暖气。

有人问他后悔吗？他答道：

“当初加入共产党并没想捞什么好处，到老了也不想。”

晚年方纪文没有枪林弹雨中的惊天壮举，却在敌人心脏里默默耕耘；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却用隐忍和忠诚书写传奇。

方纪文与司徒敏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勇敢，是身处黑暗却心向光明；真正的忠诚，是于无声处坚守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