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P到GNI：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再定位

转载于：财经杂志｜作者：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京东集团高级研究员 姜传钺｜编辑：王延春｜责任编辑：王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一些新趋势。分地区看，东盟、墨西哥仍是重要去向，中东欧、非洲成为新增长点；分行业看，制造业延续强势，战略矿产与新业态共同发力

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创历史次高，稳居全球前三。近期，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商务部明确提出“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事实上，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工具，更是巩固全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所在。

回顾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主动应对，另一方面是国内科技能力有所提升的“外溢效应”。从更高的维度看，鼓励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意味着经济发展思路从“唯GDP论”逐步转向“GDP与GNI（国民总收入，是宏观经济学核心指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初次分配收入总额）并重”，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意义重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个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近50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快速发展，整体格局从利用外资为主转向双向投资并行。这一历程大致有三个关键增长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93年）：1979年，国务院明确提出“出国办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引导下迎来第一个增长期。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以获取资源为主要目标，投资主体集中于少数国有外贸公司和综合性企业，投资领域主要包括林业、矿产等资源开发以及少量加工制造。例如，1984年中信公司在美国合资设立西林公司，1986年收购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股权。截至199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不到1亿美元增长至44亿美元,存量累计接近138亿美元，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实践和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2001年-2016年）：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走出去”战略被列入“第十个五年规划”，对外直接投资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201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1年的69亿美元大幅攀升至1961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25%；2016年末，存量已经积累至1.36万亿美元。随着企业出海战略逐渐从获取资源转向获取技术和市场，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分布更加广泛，其中对美国、欧洲的投资存量占比明显增加，房地产、信息传输、公用事业、科学研究等行业占比也显著提升。

在此期间，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寻找投资机会，购买海外廉价资产，跨境并购投资大幅增长；二是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标志着中国从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双向投资大国。

第三阶段（2020年至今）：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全球化”，主要方式包括出台多项法案加大对华贸易打压和技术封锁、推出“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产业区域化政策等。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展现出强大韧性，主要得益于企业主动推进供应链多元化布局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同时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等机制深化区域合作，为对外投资构筑系统性保障。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升至1922亿美元，存量积累至3.14万亿美元，均位居全球第三。

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逆势增长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分地区看，东盟、墨西哥仍是重要去向，中东欧、非洲成为新增长点；分行业看，制造业延续强势，战略矿产与新业态共同发力。

地区层面，东盟和墨西哥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2024年，中国对东盟10国的直接投资流量343.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当年流量总额的比重达到17.9%。除新加坡，对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的投资亦表现亮眼，反映出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果链”向东南亚迁移的趋势。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流量从2021年的2.3亿美元大幅升至2024年的15.5亿美元，背后是对冲中美贸易摩擦风险、维持北美市场份额的考虑。但随着墨西哥对华加征关税，未来对墨投资前景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中东欧、非洲部分国家成为对外投资的新增长点。2024年，中国对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合计接近15亿美元。究其原因，与墨西哥类似，主要是中国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贴近终端市场而进行的战略性布局。中国首家欧洲汽车工厂——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即将投入生产，年产能达30万辆电动车。

中国对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国家的投资显著增长或保持高位，这源自中非双方存在深度互补性。即非洲国家在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发展等领域存在巨大需求，而中国在资金、技术和工程建设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例如，在磷矿资源丰富的摩洛哥，国轩高科计划投资建设锂电池生产基地。

行业层面，制造业对外投资保持强势。2024年，流向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流量375.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当年流量总额的比重接近20%；2024年末，制造业占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也升至10.8%的历史高点。其背后除了应对贸易不确定性，也是国内企业基于成本、资源、市场、技术等多方面的主动布局。受此带动，国内中间品（零部件、原材料等）和资本品（机械设备等）出口较快增长。

采矿业成为对外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增量。2024年，流向采矿业的直接投资212.6亿美元，是历史第二高水平，占当年流量总额的比重回到10%以上。不同于早期简单的资源获取，近年来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显著回升更多是出于维护供应链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紫金矿业、青山控股、赣锋锂业等矿业巨头，正在对铜、锂、镍、钴等战略性矿产进行全球化布局。

此外，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的加快出海，强化了对外投资的增长动能。近年来，如跨境电商、短视频、游戏等新业态纷纷出海、快速崛起。2024年，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直接投资超过400亿美元，跨境电商或是重要贡献；流向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投资也明显反弹，背后是云厂商、软件服务商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快出海。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背后：GDP与GNI并重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对外投资持续增长，至少有两大支撑因素：一方面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主动应对。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风险，国内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变化的冲击，抗风险能力和韧性亟待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意味着国内的资本、技术、品牌在不断“走出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分散风险、获取更高附加值的收益，来突破国内市场的增长约束、缓解外部环境的潜在风险，从而构建起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是国内科技能力有所提升的“外溢效应”。近年来，伴随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在诸多领域（包括新能源车、人形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领域）处于全球领先行列，形成了先进的产品和强大的产能。面对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自然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优质产品和生产能力向海外延伸，也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有益的供给。例如，比亚迪凭借强大的电池技术和智能网联系统加快海外布局。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全球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特斯拉。

从更高维度看，鼓励和支持对外直接投资表明经济发展理念正在从“唯GDP论”逐步转向“GDP与GNI并重”。2025年10月，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谈及“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时说，“我们既看GDP（国内生产总值）也看GNI（国民总收入），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对外直接投资是实现GNI增长的重要路径。GNI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外国在本国的投资和劳务收入，加上本国从国外获得的投资和劳务收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的子公司，其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会计入东道国的GDP，而该子公司运营所产生的利润，作为来自国外的投资收入，都会计入中国的GNI。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显示，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对外总资产的比重为30.7%，如果剔除外汇储备等官方储备资产，该占比已经达到46.3%。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需兼顾总量增长和质量提升。GNI与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联系更为紧密，更能反映经济增长成果如何转化为民众可感知的收入提升、财富增长和生活改善。结合“十五五”规划建议，GDP与GNI并重的政策方向，既符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也与“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主要目标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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