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猛少将处理庄则栋的问题：他本人也是受害者，应给出路

1974年春天，北京301医院的东侧病房里，54岁的王猛少将正输液。窗外新柳泛青，病房里却不时传来讨论体委局势的压低嗓音。那场从年初席卷体委的风暴，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军人第一次被逼进病床——高烧、失眠、血压骤升全都来了。医生嘱咐多休息，他只是苦笑：枪林弹雨都扛过，想不到被“纸上风浪”打倒。

病因并不难找。自1971年受周总理“点将”出任国家体委负责人，王猛推行“回归国务院领导、撤军管、解放骨干”三步棋，力度大，得罪人多。1974年春节后，“首长”不在京，一些人借机翻旧账，庄则栋在被人怂恿下带头“批王”，王猛硬顶几周，终因劳累过度而住院。

同年暮秋，邓公电话里一句“让王猛回部队休养”，为这场冲突按下暂停键。王猛调任武汉军区副政委，重披戎装。离京那天，他在军区班列上对老部下说：“体委迟早要整顿好，靠讲道理。”声音不高，却带着熟悉的沙哑厚重。

时间推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出后，体委大院彻夜亮灯。许多干部自发到档案室翻资料，只想确认一个名字——王猛。不到一周，分管体育的副总理陈锡联三次致电武汉，言辞恳切：“老王，回来吧，大家都盼你。”王猛依旧留恋军旅，但拗不过众意，提出保留军区副政委身份的同时重赴体委。

1977年正月，王猛回到阔别三年的办公楼。会议室椅背破旧，抽屉塞满急需处理的文件。他扫视一圈，一句话没留，直接发出第一张通知：全面复点各地项目，凡能当场决定的事项今日内批复。军中行事的节奏，让体委重新跑了起来。

可摆在桌面的难题很快出现——如何处置庄则栋。有人情绪激烈，主张“敌我矛盾论”，甚至建议追究刑责。几位老教练却提醒：庄在乒坛的贡献巨大，别寒了运动员的心。争论激烈到深夜无果。王猛听完所有意见，沉默许久，抽出一页白纸，提笔写下八个字：“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

第二天清晨，他把负责审查的同志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不能一棍子打死。”对方犹豫，王猛补充道：“他年纪轻，站错了队，也受蒙蔽，给条路走。”一位工作人员忍不住提醒：“王政委，这个人当年可是……”王猛抬手，淡淡一句：“公事公办，旧账翻完，这笔账就结了。”

处理意见很快成稿：解除监护审查，不予刑事追究，派往山西省任乒乓球教练，待遇照技术九级执行。批件上王猛压了签名，角落还留下一行小字：“自省、自励，仍可建功。”

消息传到庄则栋那里，他在组工干事面前愣住，半晌才说：“请转告王政委，感谢他。”干事后来回忆，那声“感谢”几近哽咽。多年后庄则栋提起此事，说得最多的仍是“王猛当年仁至义尽”。

体委的拨乱反正并未因一次文件就结束。王猛接着恢复科研所、重启运动医学实验室，还调回被“顶”下去的老专家七十余人。人手紧缺，他干脆把总参采购渠道搬来体育口，引进录像与慢动作分析设备。一年出头，中国运动科研体系大体补齐，许多教练连呼“没想到还能这么快”。

1978年春夏之交，全国运动队陆续集中北京测验。新建的机房里，科研所技术员对着慢镜头数据激动讨论，呼声不绝，王猛站在门口听了几分钟，轻轻咳嗽示意安静，又悄悄合上门，他不想打断年轻人的热情。

王猛对待庄则栋的处理，被不少干部视为度量与制度的结合。度量在于放人一条生路；制度在于按章有据，避免私人恩怨主宰公权。几年后庄则栋确实在山西带出好苗子，国际乒坛又见中国新人夺冠，业内传为佳话。

1987年，王猛接任广州军区政委，再度回归军旅。“军装穿一辈子才踏实。”他在交接会上这样说，笑声爽朗。其后十年里，他仍然关心体育，偶尔给体委写信，字字句句都是办赛、育才、科研的建议，口吻依旧简练直接。

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病逝，享年八十八岁。遗像前，许多运动员致礼时都提起当年那个决定：若无“人民内部矛盾”的一句判定，也许乒坛就少了一位后来居上的名帅。王猛生前未再提此事，却在日记里留过一句：“办事凭理，不凭气。”这短短七个字，足以概括他处事的襟怀与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