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空袭叙利亚，“定点清除”再度上演

文︱陆弃

1月16日，美军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空袭，打死被指认为“基地”组织头目的比拉勒·哈桑·贾西姆。官方通报简短而明确：这是对去年12月美军人员遭伏击身亡的报复行动，也是“鹰眼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削弱“伊斯兰国”的行动能力并形成威慑。熟悉中东局势的人并不陌生，这样的声明、这样的行动模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反复出现。不同的是目标姓名与代号，不变的是一套高度稳定、甚至略显僵化的安全叙事——通过跨境空袭和“定点清除”，回应人员伤亡，展示决心，重申存在。

然而，正是在这种高度可预期的循环中，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逐渐显现：当“伊斯兰国”已不再是2014年那种占据大片领土的准国家实体，当叙利亚的政治版图早已碎片化，美军在叙行动究竟是在压制威胁，还是在维持一种无法退出、也难以胜利的安全状态？

从直接背景看，此次空袭并非孤立事件。2025年12月13日，美军在叙利亚遭遇伏击，造成两名士兵和一名平民翻译身亡。这在美国国内政治语境中具有高度敏感性：军人伤亡意味着必须回应，否则将被视为软弱。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承诺“严厉报复”，几天后，大规模空袭展开，代号清晰、节奏迅速，符合其一贯的政治风格。对外，这是威慑；对内，这是交代。

但叙利亚局势的复杂性，恰恰在于这种“回应式反恐”与当地现实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叙利亚过渡政府的说法值得注意：袭击美军的人员，可能是一名持有极端思想的叙安全人员。这一表述虽未得到美方采信，却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在叙利亚，国家武装、地方武装、极端组织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意识形态不再是唯一标识，组织标签可以随时切换，忠诚更多取决于利益、部族与生存压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打死某一头目”是否真能削弱组织能力，始终是一个存疑的问题。过去十余年，美国在中东和南亚反恐行动中“清除”了大量高价值目标，从本·拉登到巴格达迪，战术层面无疑成功，战略层面却难言终结。组织结构被摧毁，却以更松散、更隐蔽的方式重组；领土被剥夺，网络却向地下扩散。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早已不是一个需要指挥中心的机器，而是一种在权力真空中反复滋生的暴力形态。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美军在叙利亚的存在本身就缺乏清晰的政治终点。名义上，这是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人员安全；现实中，却长期游走在叙利亚主权边界之外。无论是大马士革政府，还是尚未完全稳定的过渡权力结构，都难以对美国军事行动形成实质性约束。这种“合法性悬空”的状态，使得每一次空袭在战术上看似合理，在战略上却不断积累不确定性。

同时，这种行动模式也在无形中固化了一种危险的逻辑：只要美军继续驻留，只要其人员继续成为潜在目标，反恐就永远是“正在进行时”。安全目标因此变成了自我指涉的循环——为了保护驻军而驻军，为了回应袭击而扩大行动。这并非阴谋论，而是制度惯性。军事存在一旦与反恐叙事深度绑定，退出本身就会被视为风险，而非解决方案。

特朗普政府对此并非毫无意识。其一方面高调宣称要减少海外介入，另一方面却在关键节点选择更强硬的军事回应。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真实张力：公众厌倦“无休止的战争”，却同样无法接受军人“白白牺牲”。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定点清除成为一种折衷方案——规模有限、政治风险可控、象征意义强烈。

问题在于，象征性胜利无法替代结构性调整。叙利亚问题的核心，从来不仅是恐怖组织的存在，而是国家崩解、外部干预、地区博弈长期叠加的结果。当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美国等多方力量在同一片土地上各行其是，任何单一维度的军事行动，都只能暂时压制症状，而无法触及病灶。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在这样的结构中，更像是修补裂缝，而非重建地基。

从更广阔的国际背景看，美国近期在多个方向上展现出更为外溢的权力冲动：对中东资源与安全的重新强调，对盟友意愿的相对忽视，对规则的选择性适用。这种趋势，使得叙利亚空袭不再只是反恐新闻，而成为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它强化了威慑，却也加深了地区对美国长期意图的疑虑。

比拉勒·哈桑·贾西姆的死亡，或许会在短期内削弱某个网络节点，或暂时打乱极端组织的行动节奏。但更重要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当反恐成为一种缺乏终点的常态，当军事回应取代政治重建成为主要手段，美国是否正在被自身的安全逻辑所锁定？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恐怖主义并非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政治失序的产物。在叙利亚，这一点尤为明显。没有可被广泛承认的政治秩序，没有基本稳定的安全结构，任何“清除”都只能是阶段性的。目标可以被锁定，导弹可以命中，但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

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这次空袭是否“成功”，而是美国是否准备好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当反恐行动不断重复，却始终无法结束，它究竟是在保护安全，还是在延续一种无法摆脱的战争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任何一次空袭的战果，更能决定叙利亚的未来，也更能映照出美国全球角色的真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