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63岁申请离休，荣毅仁听说后亲自邀请：欢迎来中信公司工作

1982年9月，北京的秋雨把中南海里那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洗得青翠，63岁的熊向晖走进中央统战部，递交了一份亲笔写就的离休申请。文件只有两页，但部门里不少同志都愣住了——这位曾经潜伏胡宗南身边、后来在墨西哥扛起大使职责的人，怎么说走就走？

熊向晖有自己的打算。常年东奔西走，身体亮起红灯，视力和腰椎都抗议；再加上一辈子写不完的回忆录在脑子里翻滚，他想抽个身，好好整理那段刀光剑影。可惜，这份“体面告别”在高层看来并不合时宜。

距离统战部不到五公里，和平宾馆西侧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内，荣毅仁正在为中信公司的下一步发愁。公司草创三年，虽然干成不少“大手笔”，却始终卡在“组织领班人”这道坎——荣毅仁是党外人士，公司又无党委，协调起各部委来处处碰壁。偏巧此刻传来一个消息：熊向晖要退了。

消息让这位“老私营企业家”眼前一亮。熊向晖是老资格党员，也是统战老手，兼通外事、金融，再加“一个能顶几个师”的传奇背景，正合中信“缺口”。荣毅仁随即托人在中南海打听，“您看，能不能把熊老请来坐镇？”

那边，叶剑英元帅原本坚决不同意熊向晖离休，听说还有“二次创业”的岗位等着他，话锋一转：“这人还能干，别让他闲着。”中央有关领导随即征询熊向晖意见。熊向晖却犹豫：“我怕拖了后腿。”谷牧一句“正需你出马”才让他放下顾虑。

10月初的一个下午，电话铃声尖锐地划破了外交学会的静默。“老熊，来中信吧，我们少你不行。”电话那头，荣毅仁只说了这句话。熊向晖沉吟片刻，笑答：“好，我报到。”

10月9日，中央任命正式下达：熊向晖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信公司总算迎来第一位“领航员”。

熊向晖进门后，首先盯上人手短缺。公司原定编制区区200余人，可业务遍及金融、进出口、房地产，个个都是铺子，没有人手哪成？他和荣毅仁摊开图表，列出细如发丝的岗位需求。两人一算，500号人是底线。方案报到国务院时写了800人，最后批下来400人，既保留扩张弹性，也顾及大局平衡。就这么一次“砍价”，中信捞到宝贵扩编指标。

编制解套后，熊向晖忙着把党组织的触角延伸到每个业务单元。他常说：“经济要跑得快，政治方向一刻也不能丢。”在他的推动下，党组例会成了公司最核心的议事平台，经营班子则专心跑市场。权责分明，反倒让决策效率蹿升。

扩编未久，中信就迎来几场漂亮仗。房地产部按“自己筹资、自己建、自己经营”三条铁律，启动北京国际大厦项目。1984年大厦封顶，97家中外企业抢租；三年内全部收回投资，还小赚一笔。香港那头更惊险，嘉华银行资金链断裂，港英政府四处找接盘侠。中信只掏出3.5亿港元就拿下控股权，既稳住了局面，又获得难得的离岸金融通道。

“这手棋下得妙！”熊向晖在董事会上说。荣毅仁点头：“要让资本和政策同时发挥作用，咱们得两条腿走路。”两人配合无间，一个外圆内方、一个老成持重，把中信捏成了体量庞大却灵活机动的“复合型”企业。

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晖从不自居“坐镇”，而是四处穿梭“打前站”。冶金部担心被中信抢项目，他亲自登门，摆事实、讲政策，硬是把原本对立的关系说成了合作伙伴。不少部委官员后来谈起这位“民间外交家”，都感叹其“身段灵活，却原则分明”。

1983年，荣毅仁赴全国人大任职，不再兼任总经理，他请熊向晖接棒。熊向晖却自认“技术官僚不够”，举荐时任副总经理徐昭隆担纲，自己退至二线。与此同时，他还为公司争取到“各部委挂帅”的五名副总，可谓平衡之术再一次显灵。

时间掐到1985年7月，荣毅仁终于戴上党员徽章。一个月后，熊向晖卸下党组书记，只留副董事长的名头。临别会上，他语气平静：“我留三年，帮你再跑一段。”这句话让不少年轻干部红了眼眶。

1989年初，熊向晖离开中信。那时公司员工数已突破万人，海外资产布局四大洲；房地产、银行、信托、卫星通讯条条线都能挣钱。1993年，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依规辞去董事长职务，中信公司资产规模已经迈过八百亿元。

熊向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几行字：“荣先生识人、用人，善稳健；我不过在关键处添一把火。若说功劳，应该记在那个年代变革的账里。”字里行间看似云淡风轻，却一点不夸张。没有那通秋雨里的电话，中信不会如此快地搭好组织框架；没有熊向晖的斡旋，中信也难以跳出体制缝隙。两位老人的选择，让一间“鸽子笼”般的小办公室最终长成金融巨舰，这段佳话至今在业内仍被反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