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军逃兵，藏身济南70多年，干的事足以感动全中国人

1976年1月8日，得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一位住在济南经七路小院里的老人放下行李，给远在冈山的亲弟弟拍了电报：“家里出了丧事，走不开。”电报只有十二个字，却把他回乡探亲的计划硬生生往后推了十个月。

不少邻居都奇怪，这个操着半生不熟山东话的日本老人早已办好手续，船票也到手，为何一句话就说不走就不走？有人笑他“心大”，可熟悉他的病人却明白：老人叫山崎宏，一个在1938年脱下军装、在中国赎罪一辈子的前日军逃兵。

追溯他的来路，要把时针拨回1907年。那年冬天，冈山县连日大雪，十二岁的山崎失去母亲，家中五口只靠姐姐纺纱维生。二十出头时，日本国内战时征兵，按照长子继承传统，次子被推去当兵，他掌握了几句中文，被编进步兵第十联队。

1937年秋，部队随赤柴八重藏抵达山东。彼时，日军在济南以南滥杀，城市动辄血迹。他本想忍到退伍，几周后却亲眼看见几名同僚把婴儿掐死扔进井里。夜色里，他对另两名同样惊恐的战友低声说：“我不想再干了，我们走吧。”短短一句，“走吧”，决定了他此后七十余年的命运。

逃兵罪在日军是必死罪。三个人翻过战壕，一路往西。没有粮食，没有水，靠偷摘的高粱和人家喂马的糠皮吊命。终于在章丘一个果园旁，他因饥饿晕倒。农家老两口把他背进屋，摘掉他满是灰血的军帽，塞上白面馍馍。老人说：“咱不打仗，只管活命。”这一碗杂粮粥，彻底留住了山崎宏。

他烧掉军装，穿上粗布褂。先是在地里帮忙，又给附近孩子看病。原来，行军时他学过简单的战地救护，还随军医练过缝合。乡亲家常药不够，他就捣草药，后来又拜济南名医高福如为师，学起中医脉理。西法动刀，东法施针，两下相融，竟治好不少娃娃的肺炎和痢疾。

抗战胜利后，310万日侨陆续遣返。山崎却不敢露面，也不愿露面。“我留下，是想补过。”他在户籍成分最敏感的年代，靠着日籍身份做了“特殊外侨”，却从未享过什么特权；诊金始终维持在“一包纸烟价”。不少贫困人家欠下医药费，他记在旧账本里，从没催过。

1943年，他娶了济南女工刘氏。婚礼极简，三碟小菜一壶米酒。女儿出生后随母姓刘，以避风头。可女儿上学读到《百家姓》，跑回家问：“为啥我不跟爸爸一个姓？”山崎沉默良久，对妻子说：“孩子想改就改，咱们不能让她一辈子低头。”最终，女孩拿回了“山”姓，取名“雍蕴”，意为“宽柔含蓄”。

新中国成立，他主动上交手枪，换来一张外侨居留证。三反五反期间，也有人告发他“原日军”。街道干部调查完病例簿，发现几百页全是儿童名字，没一分来路不明的钱。“他是个医生，没乱来。”一句话，把流言堵回去。

时间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邦交早已正常化。1983年，济南有意与冈山县倉敷市建立友好城市，双方却缺少牵线人。山崎跑前跑后三个月，翻译往来函电近百封。签约那天，他激动得直抹眼泪，给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写信：“医者无国界，人亦当如此。”很快，他收到亲笔回信，只有四字：大道无门。

有人劝他回日本养老。冈山老家托人捎信，说已为他联络好诊所，月薪三十万日元。他摆摆手：“我还欠中国命，不能走。”2008年汶川地震，他托女儿把多年积攒的数万元退休金悄悄捐出。“爸，这么多？”女儿心疼。老人笑：“救人要快，这点钱算什么。”

2010年11月30日深夜，103岁的山崎宏为最后一个发烧男孩写完处方，叮嘱家属“半夜再量一次体温”后，回屋休息。次日清晨，女儿发现他靠在藤椅上安然离世，桌上留有字条：“遗体供医学研究，批准手续烦再催一次。”此事因国籍复杂迟迟未果，直至2014年，司法部门批准运往山东医科大学供解剖教学。

他的邻里自发送行。有人带着治愈多年的孩子前来磕头，有人敬上一杯黄酒。几位老兵抬棺时悄声说：“兄弟，咱这回真的回不去了。”那天济南下了小雪，白梅开得正好。许多报纸在他讣告后只写一句评语：此生无归乡，白骨可为桥。

七十多年异国黄昏，山崎宏没写自传，也不谈高论。他常说自己手续不完备，“拿不出一张中国身份证”，却用一张张处方笺赢得信任，用半生低价义诊洗刷旧罪，用一副干瘦身体清扫三层楼道，直到弯腰再难直起。

有人问，这位鬼子兵有没有真的“赎清”罪责？答案或许无法量化。但在无数曾被他救治、受他帮扶的人眼里，那抹蹒跚背影已然超越国籍。人心自有一杆秤，七十载风雨里，这杆秤始终倾向了他曾拼命守护的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