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离厦门解放只剩不到24小时。
那时候解放军的炮声已径把厦门岛震得发抖,谁都知道国民党要完了。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特务头子毛森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
在鸿山脚下,他下令绞杀了一批“重刑犯”。
里面有个穿旗袍的姑娘,死状极惨,脖子上全是勒痕,浑身骨头都被打断了。
她没倒在漫长的黑夜里,却死在了黎明前那一抹最惨淡的微光中。
这姑娘叫刘惜芬。
如果不翻开那泛黄的审讯记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被特务们恨得牙痒痒的“硬骨头”,竟然是厦门社交圈里那位娇滴滴的“摩登小姐”。
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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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厦门,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前的最后一块跳板,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坐镇这里的是毛森,这人外号“笑面虎”,杀人不眨眼,是个标准的变态。
那时候的厦门就是个高压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特务就抓人。
在这么个环境下,刘惜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她是博爱医院的护士,月薪高得吓人,换算到现在,那就是妥妥的金领。
加上她早年被逼着学过日语,穿衣打扮又时髦,整天烫个大波浪,穿个开叉旗袍,简直就是当时的“顶级流量”。
国民党的军官们有个头疼脑热、跌打损伤,都爱找这位漂亮的刘小姐。
甚至那帮高官开舞会,要是没请到刘惜芬,都觉得没面子。
在那些军官眼里,刘惜芬就是个典型的“小资女”,爱打扮、爱交际,对政治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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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恰恰是她最完美的伪装。
这哪是什么交际花,这分明是潜伏在狼窝里的顶级猎手。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刘惜芬其实是个苦出身。
她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大小姐,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日军占领厦门那会儿,她是靠在难民区喝稀粥才活下来的。
正是因为见多了旧社会的烂,她才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9年5月,离解放就差临门一脚了,这时候入党那是真玩命,相当于49年入国军的逆向操作,风险极高。
但她没犹豫。
利用护士这个身份,刘惜芬简直开了挂。
白天给伤兵换药,她就能把敌人的部队番号、伤亡人数摸得一清二楚;晚上去参加舞会,几杯酒下肚,那些高官就把城防部署给秃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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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绝的是,她还当起了“运输大队长”。
那时候前线最缺什么?
盘尼西林(青霉素)和止血钳。
在那个年代,一箱盘尼西林比金条还难搞,那是能换命的硬通货。
刘惜芬就利用她积累的人脉,硬是把这些违禁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游击队手里。
但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毛森虽然狂,但不是傻子。
情报老是泄露,他把网收紧了。
1949年9月19日,因为叛徒出卖(也有说是行动暴露),刘惜芬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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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抓,毛森都懵了:搞了半天,那个整天对自己笑脸相迎的刘护士,竟然是共产党的“细胞”?
毛森觉得自己被耍了,恼羞成怒。
他亲自坐镇刑讯室,发誓要撬开刘惜芬的嘴。
当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毛森急需知道地下党的名单,好在逃跑前搞一次大屠杀。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刘惜芬生命里最惨烈的时光,也是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地狱模式。
特务们一开始还想用“美人计”,软硬兼施,结果刘惜芬咬死自己就是个冤枉的护士。
毛森没耐心了,直接上了大刑。
皮鞭沾着盐水抽,那是开胃菜;接着是“老虎凳”,砖头一块块往脚后跟垫,膝盖骨被硬生生顶断,那种疼,能让人瞬间休克。
刘惜芬疼晕过去,被凉水泼醒,问她,她还是那三个字:“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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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特务们彻底破防了。
他们理解不了,一个平时连重活都干不了的弱女子,哪来这么硬的骨头。
他们开始丧心病狂,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胳膊,那双手以前是救人的,现在却冒着焦烟;用竹签一根根插进指甲缝,十指连心啊,这招太阴损了。
更恶心的是,毛森为了摧毁她的尊严,让手下把她衣服扒光,用刀子在她身上划,极尽羞辱。
对于一个那个年代的未婚姑娘,这种心理上的凌迟比肉体折磨更可怕。
据说还有更残忍的水刑和电刑,把人吊起来打肚子,直到吐苦胆水。
每次受刑回来,她都被拖得像个血葫芦,浑身肿得没人样,伤口化脓发臭,看一眼都让人做噩梦。
在牢里,难友们看着都掉眼泪,可刘惜芬清醒的时候,反过来还安慰大家。
10月15日,外面的炮声越来越响,那是解放军在发动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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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刘惜芬,竟然挣扎着爬到铁窗边。
她听到了那个声音,那是她用命换来的声音。
她对狱友说:“听,那是我们的炮声,天快亮了!”
这哪里是一句话,这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次盖章。
毛森知道大势已去,但他没打算放过这些人。
既然得不到名单,那就毁掉。
10月16日,就在解放军登陆的前一天,毛森下达了屠杀令。
特务们把刘惜芬和其他16名志士押到了鸿山脚下。
他们没用枪,枪声太响,他们用了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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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绳子,套住脖子,慢慢收紧。
那种窒息的痛苦,是特务们最后的泄愤。
刘惜芬牺牲时,年仅25岁。
就在她闭上眼的第二天,10月17日,厦门红旗飘扬。
当战士们冲进监狱,打开牢门时,却再也找不到那位摩登护士了。
后来人们在鸿山找到了她的遗体,因为受刑太重,尸体蜷缩着,身上几乎没一块好肉,惨状让见惯了死人的老兵都忍不住痛哭失声。
说真的,刘惜芬没有江姐那么出名,但她们经历的黑暗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江姐是在渣滓洞,刘惜芬是在海风呼啸的厦门。
如今我们去厦门旅游,在鼓浪屿喝咖啡,在环岛路骑车,觉得这日子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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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别忘了,这片土地之所以这么安宁,是因为有过像刘惜芬这样的姑娘。
她本来可以穿着旗袍,在舞会上跳一辈子舞,但她选择了那条最难的路。
那年她才25岁,留给历史的,是一个被打碎了身体,却在这个城市黎明前站得最高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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