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特务求照顾，陈赓回应提供百元生活费

1954年，北京西长安街的一栋灰砖小楼里，一封信被送到了陈赓大将手上。

信不厚，字迹却很局促，像是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落款是“鲍君甫”。

身边的同事看陈赓拿着信，半天没说话，便好奇地问了一句，“这人是谁？”

陈赓的目光从信纸上移开，沉吟了片刻，只回了六个字，“老朋友，欠他一条命。”

这六个字，让屋里的空气都凝了一下。

一个能让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亲口说“欠他一条命”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鲍君甫，广东香山人，早年还有个名字叫杨登瀛。

他的人生起点不低，家境殷实，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学，还正儿八经地读过《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回国后，他就在上海滩混，人脉广，路子野，日语说得溜，跟租界的日本人都能搭上话。

1927年，大革命的风向突然变了。

鲍君甫因为掺和“讨蒋运动”，被抓进了监狱，好在有蔡元培先生出面，才把他保了出来。

出狱后，日子不好过。

就在这时，他的老乡杨剑虹找到了他，把他引荐给了陈立夫。

当时的陈立夫，正准备在上海搞个情报机构，叫“党务调查科”，也就是后来中统的前身。

他一看鲍君甫这人能说会道，交际手腕高明，当即拍板，让他当了驻上海的特派员。

从此，鲍君甫成了国民党在上海滩的一只“耳朵”，在明面上风光无限。

有意思的是，这只“耳朵”，很快就有了第二个主人。

鲍君甫有个老朋友叫陈养山，是中共地下党员。

陈养山觉得，鲍君甫虽然身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但骨子里对革命是同情的，是个可以争取过来的人。

这事儿一层层报上去，到了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当即决定，要留住这条“内线”。

负责跟鲍君甫接头的，是当时中央特科的陈赓。

两个同样是黄埔出身的年轻人，在上海一家小酒馆里见了面。

几杯酒下肚，话不用说得太透，彼此心里都有了数。

他们定下了一个局，鲍君甫在明处，继续当他的国民党大特务；陈赓在暗处，负责接应和传递消息。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那边站稳脚跟，特科甚至会有意“送”他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让他去“破案立功”，好取得上峰的信任。

就这么着，鲍君甫的人生，被推到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位置上。

他开始用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法子，当起了“双面人”。

当上国民党上海特派员后，鲍君甫的官越做越大，能接触到的机密也越来越多。

他把这个优势用到了极致，好几次在关键时刻，给共产党这边递来了救命的情报。

1929年，中央军委的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杨殷等重要同志被捕牺牲。

鲍君甫利用职务之便，第一时间就摸清了白鑫的藏身之处和行动规律，悄悄把情报递给了陈赓。

最终，特科的同志根据这份情报，成功除掉了这个危险的叛徒，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同一年，任弼时在上海被捕。

也是鲍君甫在其中周旋，他假意配合调查，暗中协助组织，最终让任弼时得以成功脱险。

最凶险的一次，是1930年。

一个叫黄第洪的同志从苏联回国，组织上安排周恩来与他接头。

可谁也没想到，这人一回国就变了心，偷偷给蒋介石写了密信，准备在接头时出卖周恩来。

这在当时，是个足以扭转乾坤的险局。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鲍君甫截获了这条要命的情报。

他火速把消息传给了陈赓的助手刘鼎。

周恩来因此及时改变了行程，躲过了一场大祸。

可以说，鲍君甫的这份情报，直接保全了周恩来的性命。

那几年，鲍君甫一边是国民党特务头子的信任和奖赏，一边是共产党同志的安危和革命的前途。

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

再周密的计划，也挡不住意外的发生。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核心人物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

这个人知道的机密太多，他的叛变，给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钱壮飞拼死送出警报后，组织上大部分人员连夜转移。

陈赓也联系了鲍君甫，让他赶紧离开上海躲一躲。

可鲍君甫仗着自己关系网深厚，觉得国民党那边没有他叛变的直接证据，便犹豫了，没有第一时间撤离。

他失算了。顾顺章的供词里，还是咬出了他。

虽然国民党没有抓到他通共的确凿证据，但还是把他秘密拘留了起来。

在监狱里，他被审了两年，硬是一口咬死自己和共产党毫无关系。

1933年，陈赓也在上海被捕，命运弄人，两人竟被关进了同一个监仓。

一夜无话，直到天亮时，陈赓才轻声对他说，“将来江山易主，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

这句话，鲍君甫记了一辈子。

不久后，陈赓被成功营救出狱。

而鲍君甫，则在牢里继续煎熬，直到几年后才被旧友花钱疏通关系保了出来。

出狱后，他的人生彻底变了。

国民党虽然给了他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闲职，但实际上已经不再信任他。

他成了一个被两边都“遗忘”的人。

时间一晃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1951年，南京市清查国民党时期的旧职人员，要求统一登记。

鲍君甫心想，自己当年是为共产党做事的，不算“国民党旧职”，所以就没去登记。

结果，他因为“拒不登记”，被当成“故意隐瞒身份”给抓了起来。

在法庭上，他才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让陈赓将军为自己作证。

一封电报发到北京，陈赓看到后，立刻回电确认了此事。

鲍君甫当场被释放，法院改判为一年管制。

管制期满后，鲍君甫的生活却陷入了绝境。

他过去的积蓄早已耗尽，只能在南京夫子庙摆个旧书摊，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大家子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实在撑不下去了。

于是，在1954年的那个秋天，他鼓起勇气，给远在北京的陈赓写了那封求助信。

信里，他没有提过去的功劳，只是窘迫地诉说了眼下的困难。

陈赓收到信后，没有丝毫犹豫。

他拿起笔，当即批示，每月补助鲍君甫生活费一百元，由南京市公安局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觉得一百块可能还是不够，又主动让南京那边把补助加到了每月一百五十元。

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让一个家庭过上温饱无忧的生活。

它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迟到了二十多年的认可，一份生死之交的情义。

1956年，鲍君甫还被专车接到北京，和陈赓、李克农、陈养山这些当年的老战友见了面。

大家推杯换盏，不谈惊心动魄的往事，只问他衣食冷暖，还张罗着要给他换副好假牙。

此后，陈赓每次路过南京，只要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

可惜的是，这份平静并没能持续太久。

到了六十年代，政治风暴再起，鲍君甫因为他复杂的历史，再次受到冲击。

审查人员反复要他“揭发”陈赓、李克农，他却始终一言不发。

妻子急得直哭，他反倒很平静，“老陈在的时候，不让我说假话；老陈不在了，更不能让人给他栽赃。”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他只对守在床边的子女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叛徒，周总理心里明白。”

他没有说错。六年后，周恩来总理在弥留之际，拉着罗青长的手，逐一念出了一批在隐蔽战线上做出过贡献却未被公正对待的同志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

如今，那封泛黄的求助信和陈赓的批示，都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