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执政理念加强了郑国的荣光

春秋之世，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小国郑国地

处中原要冲，北临晋、南拒楚，内有“族大宠多”之弊，外陷两强夹缝之危，可谓危如累卵。当此之际，子产（公孙侨）受命执政，历郑简公、定公二朝，以二十余年之经略，内安百姓、外固邦交，革故鼎新、礼法并施，使郑国由乱而治、由弱转兴，终成春秋乱世中的治国典范，其功绩光耀千古，为后世所敬仰。

内政革新是子产安邦之根基。执政之初，郑国田制混乱，贵族占田过限，井田制崩坏，民不聊生。子产承子驷之业，推行“为田洫”之策，重新划定田界，整顿沟洫，“正其封疆，减给有余”，既遏制了土地兼并，又使百姓各得其所。此举虽初遭贵族反对，民有“孰杀子产”之怨，但三年之后，田畴丰饶，民生改善，舆论转而称颂“我有田畴，子产殖之”。继而，子产“作丘赋”，打破国野界限，使野人亦需承担军赋兵役，既扩大了兵源，又充实了国库，顺应了春秋末期战争发展之趋势，为郑国国防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宗族治理上，面对“七穆”争权、内乱频发的困局，子产秉持不偏不倚之态，安葬伯有、立其子嗣，压制公孙黑之恶、迫其自尽，笼络丰氏、信任罕氏，巧妙化解宗族矛盾，遏制了内部离心力，使“国小而逼”的郑国趋于稳定。

法治创举是子产治国之核心。公元前536年，子产力排众议，“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将郑国法律条文公之于众，开创中国历史公布成文法之先河。此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律为贵族垄断，生杀予夺全凭私意。刑鼎一出，“编户齐民”之法初现，民众得以预知行为后果，贵族特权受到约束，社会秩序有了明确准则。晋国叔向闻讯发难，指责此举将破坏礼制、引发争端，子产以“吾以救世也”作答，彰显改革家的坚定担当。这部刑书涵盖令、刑两部分，确认田制、税制改革成果，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不仅使郑国“门不夜关，道不拾遗”，更拉开了春秋战国成文法运动的序幕，影响后世李悝《法经》与商鞅变法。此外，子产“不毁乡校”，允许民众议论时政，“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以民意为镜调整施政，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民本智慧。

外交智慧是子产固邦之关键。郑国夹在晋、楚两大霸主之间，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兵祸。子产确立“从晋和楚”的外交方针，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在强国环伺中为郑国争得生存空间。公元前549年，他致信晋国执政范宣子，陈说“轻币”之利，成功减轻郑国贡赋负担；平丘会盟时，他与晋国争论贡赋轻重次序，自中午至晚间不屈不挠，终获公允结果。面对楚国以军队迎亲的威慑，他巧施外交辞令化解危机；晋国宾馆简陋，他毅然拆毁垣墙以安置郑君随行物资，既维护了郑国尊严，又赢得晋国谅解。在与诸侯交往中，子产博学通礼、言辞得当，晋平公问疾时他引经据典阐释病因，韩宣子索玉时他以礼拒绝，既坚守原则又不伤和气，使郑国在八十余次诸侯会盟中始终保持独立人格，赢得诸侯普遍尊重。

思想遗产是子产传世之精华。子产提出“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宽”则以德教化、怀柔百姓，“猛”则以刑立威、约束奸邪，孔子盛赞此为“治国之道”，后儒发展“德主刑辅”，法家借鉴“以猛服民”，影响深远。他秉持“天道远，人道迩”的唯物观，拒绝祭祀鬼神、反对乱伐林木，主张修德免灾，体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在用人上，他择能而使，让冯简子决断、裨谌谋划、子羽修辞、子太叔执行，人尽其才，故“鲜有败事”。其“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担当精神，成为后世改革者的精神旗帜。

子产执政二十一年，郑国由乱趋治，百姓安居乐业，邦交赢得尊严，成为春秋乱世中的一方净土。孔子闻其卒，泣称“古之遗爱也”，赞其“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王源誉其为“春秋第一人”，沈家本赋诗称颂其“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子产之功，不仅在于使郑国中兴，更在于其改革实践与治国智慧，为中华法制文明、政治伦理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精神如刑鼎巍然，历经两千余年风雨，依旧熠熠生辉。